长征所完成的不仅仅是战略转移，还为新的革命阶段的到来酝酿了力量，最重要的是其对于人的生命、尊严的倡导和践行。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路走来，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权、发展权的斗争。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不仅仅要贡献义务，还要获得自身生存繁衍的条件，在当时内外夹击、重重压迫的情况下，人要想想获得真正称之为“人”的自由和生活，就必须斗争。长征和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就其精神内涵则是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追求传统的外在体现。

【红军长征的君子之勇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最原初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力。上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孕育出了优秀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民族更加的内敛和自谦，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论及“君子”的共有八十四则，对于“君子”的言谈、举止、交友、德行等方面都做出了论述，可以说，对于“君子”的内圣外王的期望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和最高精神境界的化身。在这八十四则里面，有一则是这样的：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对于何谓君子的回答非常的简洁，“问心无愧，何来忧惧?”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了。这一则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内省。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能一日三省，向自己发问，对自己剖析，那么还会有担心和恐惧的事情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世上有几人能够严肃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灵魂呢?“知耻近乎勇”，推及一个政党，有没有勇气不断反省、及时更正所犯下的错误呢?有没有灵活辩证的思想去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而不是僵守旧模式呢?所以说，能直面现实、忠诚灵魂的才是真正的勇士。

我们知道，长征肇始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之所以失败有多种原因，从我们主观方面来看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对战斗形势、敌我力量对比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红军的长征转移就是对于这个错误的及时弥补。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党内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可贵的是，我们的党却一直没有放弃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努力，至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思想，制定了红军后面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