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同有公积金缴纳制度的新加坡，也惯用调整公积金缴费控制人力成本。如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新加坡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经济持续负增长，政府于1999年将雇主缴纳公积金费率从上年的20%下调至10%，对刺激经济起到积极作用，1999年新加坡经济GDP增长率回升到7.2%。

汪丽娜指出，公积金创立初衷是为解决城镇职工住房问题设立的长期储蓄资金，并享有减税优惠。但在经济转型和新型城市化的背景下，大量民营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的涌现使得强制性住房储蓄越来越难以推广普及。目前全国有约1.1亿人参加了公积金缴存，按官方统计，占城镇在岗职工80%左右，但按城镇3亿多就业人口计算仅占30%左右。

“因此降低缴纳比例，扩大参缴覆盖率，可体现公积金的‘普惠性’。”汪丽娜表示，目前，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覆盖面在90%以上，而民营企业的参缴率不足20%。覆盖面窄、“普惠性”差使得公积金很难担当住房保障的重任，且会在制度内与制度外的人之间形成新的收入分配不公。过度的强制性储蓄不仅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也会成为启动消费扩大内需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