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正面验证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帮助中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还不够，还必须反向验证一下其他主义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才能说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先来看君主专制，这样的制度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完全依靠暴力动员社会成员，而且统治阶级腐朽贪婪，办事效率极低，显然不能承担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具体实例就是洋务运动。再看君主立宪制，它倒是放弃了对社会成员实施暴力，但反过来动员力又极差。这样的制度守着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还能过过日子，但要它完成从农业社会跃进到工业社会的任务，可就勉为其难了。

漳州战役胜利后，总理于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中央局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由老总兼任总司令、叶帅和稼祥分别兼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但总政委一职务却空缺，主席仍以政府主席名义“主持大计”。当时，苏区面临最大威胁是陈济棠的粤军，该敌从5月初逼退彭总西路军以后，顺势侵入苏区。西路军已与其反复缠斗一个多月，无法取胜。于是，会议决定先集中兵力重挫粤军，将其驱赶出境，然后再北上，执行临时中央下达的赤化全赣任务。

但又没想到的是，粤军都跟19路军一样，既坚强又狡猾。其中，三军团尽管在6月30日池江战斗和7月3日梅岭关战斗都击溃了敌人，却对溃入大庾城之敌，从7月4日到7日围攻四昼夜无果(依然是无攻坚能力的缘故)，于7月8日撤围。而五军团从7月8日到10日，在水口与逃敌第4师及自南雄增援的六个团鏖战三日，最后在陈毅率领的独立第3、第6师和一军团先后加入战场情况下，才将顽敌全部打垮。但疲惫的红军，也无力再攻逃入南雄的敌人。以上系列战斗就是1932年第三次进攻，史称“南雄、水口”战役。该战役虽击溃敌军十五个团，毙伤敌近三千人，稳定了苏区南翼，但红军自身损伤两千以上，并无缴获，属于得不偿失。

不过在中央局大员们看来，这仍是胜利。于是到8月8日，经总理建议，主席终于被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为一方面军总政委。但这并不意味主席可放手指挥，建议人总理又亲自来到前方，由他、主席、老总和稼祥四人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并自任主席，做起了主席的“贴身婆婆”。

但此前，老蒋已重新整合好了国民党政权内部关系，继续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委座之称就源于此)，向各地苏区发动围剿。由于老蒋身边德国顾问已看出，一方面军善守不善攻、四方面军特别善攻、二方面军攻守皆弱特点，敌军便采取了对中央苏区取守势，以主力围剿鄂豫皖，地方杂牌部队围剿湘鄂西策略。这时，鄂豫皖已连连挨打，直向临时中央呼救(湘鄂西因没有电台，想呼却呼不出来)。盖参对此不能熟视无睹，遂建议临时中央加紧督令一方面军向敌猛攻，以挽救另两个苏区的同志。但据笔者看来，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军兵力至少超过红军二十倍。中央红军即使号称十万，但要像解放战争那样，在这个战场打得敌军减轻那个战场压力，是根本做不到的。比较现实策略是，只能是乘另两个苏区尚未完全失败之前，多消灭些敌军有生力量，以减轻自身未来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