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认为，时隔37年召开的“升格”城市工作会议，其实更多是一个“总动员”性质的会议。刘士林说，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城市建设和经济增长同步减速，城市人口、空间及政策红利逐渐减少，各种在快速发展中掩盖的问题和“后遗症”迅速浮出水面，城市内部、城市之间都有许多问题和矛盾要解决。城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前夕，召开一个具有全国总动员性质的会议，使不同规模的城市群、城市进一步明确主要战略目标和任务，不仅十分重要也十分及时。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同样认为，系统性的和长远性的内容在两年前“套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此次会议更强调“问题导向”，是一个工作性质、任务型的会议。

袁崇法说，比如常住人口的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这些都是刚出了文件，再强调一下，另外城市基础设施的跟进，安全、救灾救援，突发事件的处理，都是目前存在的问题。

“推进的路径、重点目标已经部署很清楚，现在要使各方面有紧迫感，认识到其重要性，把工作部署好。”

背景

从城镇化工作会议到城市工作会议

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举行。两年后，同样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举行。同样是经济工作会议的套开会议，名字从“城镇化”变成“城市”，其中有何深意?

刘士林告诉北青报记者，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1949年至1978年缓慢而曲折的城市发展时期;二是自1978年至2000年中国城市发展逐渐恢复元气并很快踏上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公路;三是自新世纪以来逐渐融入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主流、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主要一直争论的两种意见——中国走大城市发展道路，还是走小城市城镇发展道路——在城市化进程中彼此消长。刘士林说，2000年前，以国务院1989年制定的“三句话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为代表，城镇化派占上风。从2005年“十一五规划”开始，城市群、国家中心城市等目标逐渐进入国家战略框架，大城市发展模式开始占据上风。

刘士林说，由于三农问题很突出，由于大城市病频发，城镇化派有所回潮，所以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明确为城镇化。时隔两年，经济工作会议套开会由“城镇化”变“城市”，刘士林认为，这不止是个概念的变化，也折射出中国城市化内涵和思路的一些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