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把政府的数字化再造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形成了多元化的政府——社会大数据产业发展模式。从国际情况来看，政府信息化改造过程缓慢是普遍性难题。以美国为例，我们在调研白宫退休官员时得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等之所以私自架设邮件服务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难以忍受美国白宫老旧、难用的内部邮件系统。由于美国政府文官的相对独立性和政府信息系统涉及多方利益，导致美国政府内部的信息化建设推进缓慢，甚至存在政府雇员努力维持已经落后的系统，来保证自己已经过时的技能不会被替代的现象。我国政府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政府技术革新和数字化流程执行力强，目前已经形成了基于大数据的快速响应政府架构。

除政府自身的数字化流程再造外，我国还形成了多元化的政府——社会大数据产业发展模式。2015年以来，我国形成了贵州、广州、武汉、重庆四种大数据产业体系特色发展模式。在管理机制上，贵州、广州都是由省直接牵头，武汉为市一级政府牵头，重庆为下辖行政区推动相关建设工作。四种模式特色鲜明、贵州侧重大数据平台建设、广州侧重数据交易体系，武汉模式与长江经济带大数据体系建设密切相关。重庆市探索的是大数据产业园以及和大中型企业合作的模式，紧贴实业发展和工业数据产业链。

五、进一步完善我国面向全球化的经济治理的相关建议

（一）建议尽快统一我国数字GDP测算标准

随着我国数字化的转型，相关经济评价体系有必要进一步进行调整。特别是当数字经济开始发挥主导性作用后，怎样衡量各地的GDP发展？基于中国信息通信院的测评，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有两个最为鲜明的特点。一是动能转换。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超过20.3%，显著高于当年GDP增速，占GDP比重达到32.9%，同比提升2.6个百分点。二是行业渗透差异较大。数字经济在各行业渗透程度不断加深。但我国各行业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较大，服务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32.6%，工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17.2%，农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6.5%。呈现出三产高于二产、二产高于一产的特征。对于数字GDP，当前这并不是唯一答案，因为还存在多种算法。

关于数字GDP，当前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埃森哲等提供了不同的方法。麦肯锡只测算了数字经济中互联网GDP的规模，没有测算融合部分的规模。波士顿测算了ICT直接贡献的规模，融合部分只考虑了电子商务中C2C的交易额,对于规模庞大的高端工业传感器、工业控制系统、关键工业软件等融合类数字产品和服务，没有纳入其中。埃森哲测算的是ICT直接贡献的规模，并加上了13个涉及数字化融合的行业。为了更加全面客观的评估我国经济转型和数字化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大对数字GDP测算相关的研究，统一相关标准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