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经济学家》杂志在评价一位高龄日本企业家的时候写道,“自力更生的人在傲慢的日本社会会招来嘲笑和贬抑。”这也是撒切尔夫人没有试图改变旧观念之前英国上层社会的态度。

过去十年我们见证了美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复兴，收复了曾在20世纪80年代让日本和德国攫取的产品市场，我非常欣赏美国人所具有的这种企业家精神。但对每个成功的美国企业家来说，他们大多都努力过、失败过。有些企业家经过不断努力和失败，最后获得成功。有些成功的企业家继续创造并创办新公司，自己成为拥有多家公司的企业家。这就是美国大公司成长的方式，这种企业家精神创造了一个具有活力的国家。

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决定着中国优秀年轻人的包袱。自从春秋时代，传统中国社会就把学者即“仕”视为首要的价值选择，其次是“农”，再次是“工”，最后是“商”。这是一个农业社会的社会等级观念，即使在现在的大众文化中也没有多少改变。世世代代优秀的中国青年选择“仕”(学者)的道路并通过科举体系成为一名官员。这种观念在日本和朝鲜也占有主导地位，二者同样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即使在现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很多最好大学的最优秀毕业生愿意在政府部门谋求职位，而不愿意加盟私营公司。这种现象在新加坡也同样存在。结果呢，这些国家没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传统。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牛津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大多在政府部门寻求职业，而之后自由主义革新的“大爆炸”为伦敦金融服务业带来了巨额回报，因为很多天才进入这一行业。美国的情形一直相反，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从事商业，或者加盟大型公司，而不是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我的经历修正了我早年“企业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锻炼出来的”观点。很多年来，我比较了香港和新加坡商人的差别。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既令人欢欣又让人悲伤。随着共产主义解放大陆，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实业家、银行家、船运商和商人从沿海城市如上海、厦门、汕头和广州涌入香港。这些人在香港发展制造业，最初是纺织业、塑料、玩具、船运和银行业。他们是有经验的企业家，并与其他一些移民逐渐孕育了企业家文化。有个香港制造商移民新加坡并成为新加坡人。他告诉我，他雇用新加坡人为自己工作，二三十年后这些新加坡人仍然在为他工作，只不过已经成为高级管理人员，而他移民新加坡时从香港带来的管理人员却离开自己开始经营自己的服装业。这些香港管理人员看到他的成功经历并去践行。因此我必须改变我原来的观念了。社会上存在一种所谓的企业家文化，可以鼓励很多人努力从事商业并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