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这是威胁辱骂媒体人引发的打击报复行为，实际上暴露出来的还是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问题。没有制度制约，或虽有制度却缺乏执行的力度和刚性，愿意做“狗官”而不愿意做“人官”者便大有人在。

张树文身为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为何对新闻媒体的监督报道感到如此的“想不开”?在我看来，要么是自认为被曝光的官员特机灵，不应该出事儿;要么是觉得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打乱了“方寸”，心理觉得特不得劲，也就顾不得什么脸面，一唬二吓三磕头之类的“街妇撒泼”招数也就一一上场了。

“别整没用的，再整县里就收拾你”，讲出这句“史上最恐怖官话”的领导，对中央领导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要求熟视无睹。在他的眼里，政府永远正确，权力成为准绳，作为评价一切的标准。如此一来，有权的官员和无权的百姓，自然成了对立的两个群体。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如果是替后者，那“县里就会收拾你”。

权力膨胀不受约束，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滥用的工具。媒体工作者讨说法的过程，也是双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在法律的框架内，双方通过协商方式，总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但在权力高于一切的逻辑下，汤某的利益诉求变成了“刁民捣乱”。面对膨胀失控的权力，唯有想方设法将其按住踩住，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陆续曝光的这些丑闻，充分证明了舆论监督的正面效应。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无疑是遏制官员滥权的利器。

放着这个该办的正事不办，“京宅变旅馆”、“虚开发票”、“贪污公款”、“公权欺压百姓”，“买官卖官”，威胁辱骂媒体倒忘不了。从“发票局长”刘国华到“旅馆局长”沈立秋，再到“张嘴骂人芝麻官”张树文，依兰官场的大小官员面临着愈加破败的形象危机。

如果媒体发表的稿件歪曲了事实，编织了谎话，给有关政府部门和官员脸上抹了黑，那相关官员当然有为自己辩解的权利。但即使是想辩解，也应该通过正当的方式，礼貌的交流吧?像这个老百姓骂的“狗官”这样出言威胁加恐吓，甚至是满嘴“放他妈屁”，明显不是来化解矛盾的。说白了，这就是发泄私愤而已，与街头的泼妇没有两样。

笔者有幸全文拜读了南方某周刊记者整理的官员威胁辱骂受侵人的录音文字，满纸“妈”长“妈”短，既有威胁又有辱骂，既有对属下“办事不力”的怒骂，又有袒护被曝光党羽的不当言辞。这种“鸣不平”，就很可疑了，不像是老百姓骂的“狗官”无德的“护犊子”。放眼天下，又有几人能达此“张官”水准乎?笔者所惊艳者，乃是老百姓骂的“狗官”，所表现出的官德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