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门口是一条笔直的柏油马路，两旁凤凰木夹荫。夏天，海风捋下许多花瓣，让人不忍一步步踩下。我的中学时代就是笼在这一片花雨红殷殷的梦中。

我哭过、恼过，在学校的合唱队领唱过，在恶作剧之后笑得喘不过气来。等我进入中年回想这种种，却有一件小事，像一只小铃，轻轻然而分外清晰地在记忆中摇响。

初一时，我们有那么多学科，只要把功课表上所有的课程加起来就够吓人的，有十一门课。当然，包括体育和周会。仅那个绷开线的大书包，就把我们勒得跟登山运动员那样善于负重。我私下又加了近十门课：看电影、读小说、钓鱼、上树……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把读书当玩了，还是把玩当作读书。

学校规定，除了周末晚上，学生们不许看电影。老师们要以身作则，所以我每当大摇大摆屡屡犯规，都没有被当场逮住。

英语学期考试前夕，是星期天晚上，我串了另外三个女同学去看当时极轰动的《五朵金花》。我们咂着冰棍儿东张西望，一望望见了我们的英语老师和她的男朋友。他们在找座位。我努力想推测她看见了我们没有，因为她的脸那么红，红得那么好看，她身后的那位男老师（毫无根据地，我认定他也教英语）比我们的班主任辜老师长得还神气。

电影还没散场，我身边的三个座位一个接一个空了。我的三个“同谋犯”或者由于考试的威胁，或者良心的谴责，把决心坚持到底的我撂在一片惴惴然的黑暗之中。

在出口处，我和林老师悄悄对望了一眼。我撮起嘴唇，学吹一支电影里的小曲（其实我根本不会吹口哨，多少年苦练终是无用）。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她一定觉得歉疚。为了寻找一条理由，她挽起他的手，走入人流中。

第二天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老外婆舍不得开电灯。守着一盏捻小了的油灯打瞌睡，却不忍叫醒我起来早读。我顿足大呼，只好一路长跑，幸好离上课时间还有十分钟。

翻开书，眼前像骑自行车在最拥挤的中山路，脑子立即做出判断，那儿人多，那儿有空档可以穿行，自然而然有了选择。我先复习状语、定语、谓语这些最枯燥的难点，然后是背单词。上课铃响了，b-e-a-u-t-i-f-u-l，beautiful，美丽的。“起立！”“坐下。”赶快，再背一个。老师讲话都没听见，全班至少有一半人嘴里像我一样咕噜咕噜。

考卷发下来，我发疯似地赶着写，趁刚才从书上复印到脑子的字母还新鲜，把它们像活泼的鸭群全撵到纸上去。这期间，林老师在我身旁走动的次数比往常多，停留的时间似乎格外长。以致我和她，说不准谁先抗不住，就那样背过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