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导致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干部文化素质严重偏低。为解决问题，军队院校大办学历教育，虽然有效弥补了“文革”带来的破坏，但也为后来的诸多问题埋下了种子。“特别是不少院校盲目强调与地方院校‘接轨’、攀比，淡化了‘姓军为军’意识，弱化了任职教育功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说。

2003年的军校改革中，从“学历教育大发展”回归“任职教育为主体”的战略被明确提出，而此轮改革则延续了之前的做法。

例如，汽车管理学院已更名为蚌埠汽车士官学校。此前，该校已经逐步从学历教育向任职教育转型，培养出了一批会驾能战的汽车兵，缓解了之前许多基层连队汽车指挥干部缺编竟达四分之三的尴尬局面。一项跟踪调查显示：从该院毕业的汽车指挥管理干部有85%因工作成绩突出立功受奖或提前晋职晋级。

总装、海军、空军、二炮所属的其他士官学校，在培训课程、对象、目标等方面也正在研究调整方案。

更引人注目的是“解放军边防学院”的揭牌。这所学院在西安陆军学院的基础上改名而来，成为专业任职院校，以满足边防部队对专业边防干部的迫切需求，也结束了我军没有专业边防院校的历史。据悉，这所军校此前就开设了多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课程。

武警院校的改革亦体现了这一趋势。在精简后的14所院校中，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的分工十分明晰，其中10所是任职教育院校，其中2所为在原总队指挥学院基础上改建的士官学校。

在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任职教育的重要性在各国都愈发突出。美军《军人手册》显示，美军现有院校113所，其中任职院校就有106所。

军地合作，“指技”融合

除优化院校结构，理顺内部关系外，军队院校教育与国民教育的融合也被纳入改革措施，成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的组成部分。

2003年的院校会议后，国防生招生规模立即猛增一倍达到五千余人。目前全军和武警部队已先后与118所地方高校签约，每年毕业的国防生占据军队新任职干部的半壁江山。军校学员、国防生、士兵提干正成为现役军官人才来源的三大渠道。

实际上，依托地方高校的人才资源和知识优势培养后备军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军事人才培养的趋势。美国前国务卿、四星上将科林·鲍威尔就是在纽约市立学院参加后备军官训练团步入军旅的。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曾递交提案，建议军队学历教育院校向地方开放办学。“目前，军队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培养人才的政策机制逐步完善配套，但军队优质教育资源如何纳入国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