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常市场行为变成了政府部门的行政审批，而且制定了空前繁杂的非必要的资料提供和审查程序，无端浪费了企业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剥夺了医疗机构招标采购的权力，并带来一系列腐败，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代表们各抒己见，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谢红提出，由于政府统一投招标，很多药企为了竞争压低价格，但中标后由于利润太低无法生产，出现不供应、甚至造假行为，损害了患者利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则表示，以低价论英雄的药品招标制度，导致了一大批常用药被迫退出市场。如果招投标不能取消，也要实行全面综合评判的原则，摒弃由价格最低者中标。

不过，卫计委和发改委列席人士当时在现场面对炮轰时并未表态，此后卫计委则回复医药行业两会代表提交的《关于取消政府主导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建议》称，将加强对各地区基本药物招标采购的督导检查力度，以及对“二次议价”等违规行为的监管力度。不过，随着招标采购制度在各地延续并变本加厉，这一争议延续至2016年两会也是情理之中之事了。

记者获悉，此次代表委员们将呼吁改变由各省级卫生主管部门统一包办药品招标管制的模式，变成由政府来制定规则，提供服务并监督公平交易，具体工作交由买卖双方自行负责价格谈判、采购及付款。发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医疗机构自发的联合采购，促进现代医院管理及内部监督机制的建立。

仿制药与药品管理

2016年伊始，同样引发轩然大波的是代购抗癌药第一人陆勇案，由此牵出药品审批与管理的一系列问题。虽然陆勇在舆论关注下最终被释放，但从药品的行政管理制度到法律却仍未作出调整，以及是否效仿印度全面实施强仿制度，很有可能成为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在2016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表示，目前新药临床审批、新药临床申请、新药上市、仿制药申请等资料积压量巨大，而每月审评能完成的量又很小，完成当前积压的审评任务最多的项目需要50个月。吴以岭建议，尽快破解固化审评体制下多重矛盾，增加药审中心人员编制，增加外聘专家和技术支撑单位，使其与新药评审任务相匹配。加大药品评审的经费投入，打破科研投入上百亿元而评审投入严重不足的怪圈。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也表示，创新药的审批时间、上临床的时间远远长于国外同类审批的时间，建议借鉴国外的做法，如增加服务费，提高审批速度。

还有代表委员认为，目前西方国家不少生物药专利都已到期，国外亦有不少人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