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完善保护公法受益权利的法律监督和权利救济制度。传统上，对于普遍性社会集体利益的行政法保护，主要形式是国家机关、公共机构和社会舆论的法制监督。法律程序性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无论是行政诉讼还是行政复议，都没有延及对普遍性社会集体利益争议。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将起诉人资格严格限制在自身利益的直接相关性上，因此，有关公益行政诉讼的呼吁不绝于耳，例如关于国有资产和环境保护的行政案件，却没有得到决策机关的回应。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制定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和行政政策的行为，是可以脱离司法制约的行政机关专有权利。虽然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定程序的行政法规规定引入听证等公众参与机制，但是公众参与意见对行政决策并没有法律性的约束效力，也没有对参与权的司法保护机制。这种情形不能适应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给付义务的需求，它将使行政机关的社会给付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停留在“办好事”、“做实事”的随机性便宜措施上，而不是稳定持续的行政职能和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

所以，应当在继续完善对行政活动法制监督制度的同时，扩展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制度宗旨。它们不但要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个体权利提供保护，而且还要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社会集体权益纳入保护范围。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应当成为社会行政法纠正行政违法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