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复旦大学宣布将启动新一轮课改，集中清理一批不符合人才培养需求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其中包括一些因人设课或是质量不达标的课程。此举在国内高校中尚属首次，备受关注。（《文汇报》4月9日）

一般而言，在中国高校之中，通识课指的是除专业教育之外的基础教育课程，因之也被称为基础课、公共课，很多还是选修课。而明确提出“通识教育”的概念，并开设通识课程，则是近些年的事情。

与过去国内高校偏重的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不同，通识教育更强调知识的融会贯通，博学与精专的和谐统一，主张通过发展个性、鼓励博学多识以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国内高校能够迅速在通识教育上形成共识，并开出大量的通识课，确实开阔了大学生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包容、开放的大学精神。

然而，有了通识课，并不意味着学生和社会的要求就能得到满足。在高校里，某些通识课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与国内高校对通识教育的认知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有很大的关系。通识教育不是简简单单的“水课”，也不是花里胡哨的兴趣课，而是一个知识人打好底色的重要课程，其要义在于博采众长、触类旁通，在于培养寻求真理的能力，在于既能够脚踏实地，又能够仰望星空。如果只是把通识课看作是传授一些零散知识的“帮闲”课程，必然无法取得理想的教学成果。

大学里的通识课为何上不好？背后的原因不止一种。如果开设了通识课，却依然用僵硬刻板过时的教法，自然难以让学生欢迎。另外，通识课上不好，也与时下很多大学教师敷衍塞责、不思进取有关。再好的课程设置，都可能被不负责任的教师毁掉，而如果教师用心，就算是原本被认为单调艰涩的课程，也能收获好评。

去年年底，一段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陈果在课堂上“谈优雅”的视频走红朋友圈，她的课正是常被视为枯燥无趣的通识思政课程。然而，陈果的课却广受好评，改变了学生们对思政课的刻板印象。《周易》、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杨绛的《我们仨》、葛兆光的《中国十大经典》、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各时代、各领域的经典作品，都会出现在思政课上，有引述，有思考，有分析，让学生欲罢不能，这样的课程当然受学生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