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为艾滋病感染的孩子专设高考考场有违《艾滋病防治条例》中保护艾滋病感染者隐私的原则，因为其第39条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专设考场”符合“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方式。

事实上，艾滋病感染的孩子参加高考是否会如该校校长所预想的那样糟糕，并无事实依据。相反，根据权威专家解读，艾滋病感染的考生和其他学生一起考试，不会构成艾滋病传播风险。考试随机混编，对艾滋病感染的考生的隐私相对会更安全，而让这些孩子去“单独考场”考试，无异于将他们的特殊身份信息公之于众，虽然可能过得了高考这道坎儿，可要翻越社会人生的那座歧视高山，难度可想而知。

经过多年的艾滋病宣传教育，艾滋病人以及艾滋病感染者遭遇的偏见和歧视较之前已大为降低。如果我们出于关爱的初衷，采取过度保护的措施，可能“保”得了一时，可因此伴随他们的，可能是更多的社会误解、偏见与歧视。这种过度的关注和保护，反而会让艾滋病感染者感到更加孤立，增加社会存在疏离感，这与努力让他们和社会融入一体的期望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