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做到这点，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农民市民化，当然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为重要一步，也是释放居民住房消费需求最直接的方式。这里当然有户口、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需要解决，但更需要解决的是农民有没有支付能力购买所就业地的住房问题。因为城市周边的有支付能力农民不仅不需要进城，也不需要购买住房。这些农民本身就住房很多，是中国最大既得利益者。而要农民市民化往往是那些边远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而且这些农民进入的城市往往又是那些就业机会多的城市。这些就业机会多的城市往往住房的价格都是很高，这些边远地区的农民想进入这些城市购买住房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让这些农民进入三四城市购买住房，由于这些地方就业机会少、工资水平低，这些边远地区的农民是否有意愿进入这些城市购买住房是相当不确定的。

二是让更多的投资者进入住房市场购买住房再用于住房租赁的问题。当前这个设想是好，它是消化当前不少城市过高的住房库存的有效途径。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得先解决。比如，通过什么房地产政策界定这些购买的住房是投资用于租赁而不用房投机炒作。如果没有有效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进行限制，只是用优惠政策让购买者购买住房，那么购买者既可以把住房用于投资也可用投机。如果住房用于投机，那么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将继续推高。这是必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会继续吹大，而且过高的房价一定成为农民市民化农民进城的最大障碍。还是，如果有好的税收政策让购买住房用于投资及租赁，这就必须设立严格保护住房租赁者的法律。因为在中国的住房租赁市场，租房者往往是市场最为弱势者。如果没有好的法律来保护他们，很多人也不愿意进入住房租赁市场。在欧美国家，往往都会有一部十分强势的保护租房者的法律，这就使得许多居民宁愿租房而不愿意购买住房。在这种情况下，住房租赁市场才会发达进来。

三是让中国住房市场的价格回归理性，早就应该是政府房地产政策的核心所在。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会面临目前这样严重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下行压力会如此之大，最为重要的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成了投资投机炒作的工作。如股票的价格一样。所以，当前的房价回归是必然。但是，政府要房地产开发商改变销售模式，要求他们让房价降下来，是用行政手段呢还是用经济杠杆。如果用行政手段几乎不可能，可能问题会更为糟糕。因为任何房价都是购买者与卖出者对价的结果，房价水平在哪里，非当事人是不知道的。如果非当事人要让房价下降，反之，这则可能成为房价再上涨的理由。如果用经济杠杆，按揭贷款利率及房地产税收政策最为重要。如果这些政策收紧，房地产市场的去库存化如何可能。如果没有的经济杠杆，政府要房价下降几乎不可能的。在此如何权衡就看政府是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