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让马文芳感到自豪和管用的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头衔。今年的全国两会，他已经是第四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呼吁关注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了。

以前的3次呼吁都没有引起重视，他认为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群体”。

于是，今年春节前，他自费对乡村医生进行了走访和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让马文芳忧心忡忡，“在调查的100个乡村医生中，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53岁，平均年龄63.14岁;行医时间最长的60年，最短的31年，平均43.6年;月收入最高的1000元，最低的50元，平均月收入342.7元;身体健康的84人，有各种疾病的16人。”

“乡村医生队伍后继乏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正面临着‘人走网破’的威胁。”马文芳直言，而这些卫生所还要担负着公共卫生服务，担负着村民的健康管理。

今年33岁的褚衍栋，从枣庄市卫校毕业后，一直在家乡的卫生室一边行医一边种地，他曾告诉马文芳，“每年收入四五百块钱，养老也没有保障，不想再干了!”

据统计，目前全国乡村医生共有102万人，担负着农村防疫、医疗、保健、协助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等工作。

马文芳的议案，受到了很多乡村医生的关注，这其中就包括行医45年的徐玉伦。

“议案提交后得三个月之后才给答复。”马文芳告诉本报记者。也许，没有人比他更想知道答案了。

“赤脚医生”在农村曾很有面子

徐玉伦入行行医，其实很偶然。

“当时整个大队1000多号人，就两个卫生员，一个70多岁了，一个年轻的业务还不是很熟练，根本不够用啊。”

1966年，初中毕业的徐玉伦被推荐去卫生院。整个大队当时也只有5个初中毕业生，这已经算是高文凭了。徐玉伦也有去参军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觉得还是在农村锻炼好。”

有资料显示，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投入农村只占25%。

1965年6月26日，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将这组数字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震怒了：“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泽东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