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希芬回忆，自己曾有一次凌晨两三点钟被丈夫殴打，全身痛，在床上一直哭，这些情况孩子都看到了。

她记得，自己在家的日子里，有时候大儿子会把作业做完了再去玩耍，有时候在家里对她说没有作业，到学校却对老师说家里让他做很多事情，没时间做作业，“我不识字，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作业。”

在任希芬的印象里，孩子们并不会跟自己倾诉感情，“什么事情都不会跟我说，他想要什么也不跟大人说。”

服毒前，这个不会跟母亲“倾诉感情”的孩子留下了遗书。事件发生后，警方在现场勘验中提取了这封遗书，在提取4名儿童在学校的作业本后，鉴定认为这封遗书是年纪最大男孩的原笔迹。

据毕节市七星关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刘歆介绍，遗书是在作业本纸上写的，与网上流传的有一定出入。毕节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周家庆说，因为牵扯到未成年人的保护和事件后续的调查，原件内容不便透露，遗书的大致内容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知道你们对我们好，可我们该走了，我曾经发过誓，我活不过15岁，可中间的意外让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现在14岁多，死亡是我多次的梦想，可是我从没有实现过，今天，终于实现了。”

对于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披露遗书，刘歆解释说，因为当时找到这份遗书后，要到小孩的学校提取他们的作业本，并进行送检，才能确认这封遗书的真伪，需要一定的时间。

此外，对于孩子身上有伤痕的疑问，周家庆说，尸检时，发现孩子臀部有7处皮肤损伤，经过检查是在死前2～3天形成，伤口边缘整齐，深度比较一致，都在表皮和真皮之间，并不是致命伤，“我们分析可能用削水果的刀具划伤的”。

“现在我就是想，我对不起他们”

今年春节，任希芬没有回家，她说，自己很想孩子，但是不敢回，“我以前住院的时候他（张方其）都要和我吵几个小时，天黑了我催他孩子在家没人管，他才回去。反正他用很凶的眼神看着我，我看见就怕，不敢回家”。

任希芬说，自己知道孩子们肯定过得不好。“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一个月两三千元自己要生活，要租房子，去年看病就花去了一万六七。”她说，“我也想寄（钱），只是找不到寄处，联系不上，又不敢联系哪个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