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将种种社会弊端都归咎于教育尤其是“应试”的名下，那就形同“莫须有”了。个别大学生的极端行为如果仅仅因为发生于在校期间，就被认定为教育的责任，那远比这多了去的极端行为因为发生在未能考上大学的青年人身上，是否又可以归之于“大学拒绝接纳他们”？贪腐的官员绝大多数大学毕业，但腐败是否又可以归之于教育，而不是权力尚未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如果任何人出了问题，都归之于教育，岂非高估了教育的“魔力”？任何社会总有自己的问题，不能拿教育当解决一切问题的解药。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进入“新常态”，国家的目标正在调整，教育的职能也会调整。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国家与教育的关系只能是国家任务决定教育发展，而不是相反。所以，不把国家大格局及其趋势把握住，“教育危险论”难免成为危言耸听，“私立化”的方子也只能是胶柱鼓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