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地民俗和法律的抗衡中,法律节节败退。事实上,当地各级政府为了抗衡这种风俗,遏制早婚早育的情况,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专门成立控辍保学工作组,制定控辍保学责任书,以奖罚分明的方式,来督促各乡镇、村委会承担各自的责任等等。但《西部商报》刊登的评论显然认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坚决纠正一些村民极其淡薄的法律意识,将《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落到实处,要以深入普及的法治宣传,让村民知法、守法。这是从根本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所必需,也是将人们的行为纳入法治轨道的必然要求。
但与人们传统的印象并不太相同,金平县在生活、法律意识上的落后,并非因为当地的穷困,相反,它已经摆脱了贫困的状态。屈正州刊登于《华商晨报》的评论中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这些村民看来,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保障,让孩子辍学在家享受是很自然的事。正缘于此,当地孩子连九年义务教育都不能完整接受。这些村民显然不明白,让孩子多读书,不仅是提升个人素质和生存技能所必需,也是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人力支撑的必然要求。这种保守禁锢的思想意识不打破,当地早婚的陋俗就难以从根本上予以革除。金平县许多村庄位于山区的状况并不可怕,怕就怕人们思想观念的封闭落后。
《法制周报》的编辑们,决定在这个线索上继续前行,由此去探究中国扶贫体系中的缺失之处: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得到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之后,金平县诸多村民虽然生活条件日益优渥,已摆脱物质贫困的状态,但其精神贫困并未同步脱贫,人们思想观念仍深受传统落后观念影响的现状,无疑与我们的扶贫模式有关。该报的特约评论员写道:侧重于‘输血’的救济式扶贫,显然是一种消极扶贫模式。一方面,忽视了‘精神贫困’,对于贫困者来说,纵使其一时能够摆脱物质贫困,但由于自身内部缺乏造血机制,往往极易返贫。而实际上,‘金平早婚’现今便已隐含着返贫危机,比如生活偏重于享受,早婚引发的早育问题、离婚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轻视读书的问题,凡此种种,久而久之,就会酝酿成大问题。
不用过太久,问题已然出现。《京华时报》派到当地调查的记者发现,这种过早结婚的家庭,已经逐渐失去了父辈时代的稳定感。16岁结婚的刁依清,三年后跟自己的妻子离婚了对方提出来的,她厌倦了这种生活,死活都要离开。英国《经济学人》曾经刊登一篇评论认为,在实行包办婚姻和早婚的地区,一般婚姻都由男人主导。相对来说,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在婚姻问题上,并无太大话语权。这个现实也意味着,婚姻观念的进步,也要寄望于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拥有追寻自己生活的勇气。刁依清妻子的选择,也意味着改变已悄然发生。过早结婚,把自己一生捆绑在一处屋檐下的传统,已经开始瓦解。
这也符合发展的规律仓廪实而知礼仪,虽然摆脱落后的观念的步子总是要迟缓于经济的脱贫,但伴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才是人性的自然反应。对于金平县的情况,我们一方面要保持关切,寄望当地政府能够加大普法和教育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对这个偏远县域的青年们保持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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