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工作上严谨细致，平易近人，生活上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的皮革公文包还是从美国带回来的，一用就是40年，其间曾修补过好几次。平常穿的衣服也极朴素，一件绿色的军大衣，他在西北基地一披就是20年。

　　他的办公室只有二十几平方米，没有一件像样的办公用具，一整排掉了漆的书橱几十年没换过，里面放满了各种书籍资料，书橱顶上也利用起来，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一摞摞剪报和资料。一组灰色的布沙发，弹簧早就坏了，坐下去就起不来，还不如二手市场卖的旧家具。但是很多年，钱学森就是在这个陈旧甚至可以说破旧的办公室中勤奋工作，作出巨大贡献的。

　　他从不以大科学家自居，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大家一样，常常在食堂排队，吃着他自己的那一份定量。20世纪80年代，逢年过节，单位的同志去他家拜访，拎着两条鱼，他的表情立刻就严肃起来，问：院里的同志都有鱼吃吗？回答说都有，这是单位发的，他才安下心来。

　　1982年，钱学森与他人合著的《论系统工程》一书出版，他把自己那份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5年，钱学森获何梁何利基金1994年度优秀奖100万港元。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奖金，但这100万港元的支票甚至都未经过他的手，他就写了一封委托信，授权王寿云和涂元季，代表他转交给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捐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他一生的几笔大收入统统都捐出去了，除了捐赠，他还交纳了两次近乎天文数字的党费。

　　一次是1963年，钱学森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两本科学巨著，稿酬自然不少，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即使够不上天文数字，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那时刚度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钱学森及其家人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当钱学森拿到这笔稿费时，连包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

　　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20世纪50年代受聘于中央文史研究馆（简称文史馆），1969年去世。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从1966年起就不发工资了，所以，钱老先生在去世前三年未领到一分钱工资。到1978年落实政策时，给钱均夫老先生补发了3000多元的工资。

　　钱老先生已过世，钱学森作为钱均夫唯一的儿子，自然有权继承这笔补发款。但是钱学森认为，父亲已去世多年，这笔钱他不能要，退给文史馆，人家拒收。钱老说，那我只有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所以这3000多元也交了党费。

　　钱学森几乎没留下任何钱财给儿女。

　　平时，钱学森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他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说：我的工资比你多，此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钱学森的四不

　钱学森对自己有七不，这里只讲四个不，这四不不容商榷，绝不改变。

　　一是不搞走后门的事。钱学森自然不会去走后门，同时他也不许别人在他这里走后门。他对许多事情，定下一个原则，然后就坚持这个原则，对谁也不例外。

　　多年来，许多人为违背钱老定下原则的一些事找到秘书，秘书只能按照钱老规定的原则，婉言谢绝。在秘书这里走不通，有些人又想方设法找到钱老的夫人或子女，想走他们的后门，但这个后门更走不通，钱老的夫人蒋英同志又把来信或来函转给秘书，还是由秘书答复他们。蒋英说：他曾给我交代，工作上的事，不许我掺和，说夫人干政，群众十分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