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韩国临时政府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临时政府中的高丽共产党人进行的。但是，中共与高共有关朝鲜独立的政治主张存在较大的差别。韩国临时政府是在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鲜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权，它不是由一个政党组成的，而是由多党组成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谢俊美：《中国共产党和韩国独立运动》，载于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37页。作为临时政府组成部分的高丽共产党主张按照第三国际的命令来改造临时政府，通过外交承认，进而在朝鲜实行共产主义革命。中共不同意高共关于取得外交承认开展独立运动的主张，对之提出批评。1923年7月，中共发表的《关于时局之主张》中严厉批评了韩国临时政府依靠外强而独立的政治主张。此后，受国共分裂的影响，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也发生了分裂，共产主义者退出了临时政府。中共与韩国临时政府的联系随之减少，关系也越来越远。随着国共两党对立加剧，韩国临时政府采取了依附国民党谋取独立的策略，中共对其态度变得更为严厉。1930年3月1日，中共机关报《红旗》将韩国临时政府视为没有任何真实的革命意义，更把它看成是朝鲜革命的对象之一，此时中共与临时政府的立场已经完全走向对立。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93页。但是，中共对韩国临时政府策划的反日措施仍持欢迎和赞成的态度。

第二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在国难当头，日本对华侵略扩张企图昭然若揭之时，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对朝鲜的独立运动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迅速出现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在华朝鲜独立运动也再度活跃起来。在东北，长期坚持反日斗争的朝鲜各派抗日武装趁机重振军威，金日成建立的反日游击队、李青天领导的朝鲜革命军等各路大军，与遍及东北各地的中国抗日义勇军并肩作战，共同打击日本侵略军。在上海，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丙寅义勇队、劳兵会、独立运动者同盟、青年同盟、兴士团等组织联合会，发表通电反对日本侵略东北。韩国临时政府发表《告国内外同胞书》、《告东三省同胞书》，号召建立中朝两民族之共同战线。1932年4月29日，韩国独立党人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日本侨民天长节(天皇生日)庆祝会上，向主席台投弹，一举炸毙炸伤日本军政要人白川义则、重光葵等多人，举世震惊。朝鲜人民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无疑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支持。虹口公园事件成了中韩关系史上一大转机。由万宝山事件引起的中、韩民族在情感上的隔阂顿时缓解。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270页。此后，朝鲜独立运动在国民党对日战略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国民党最高当局开始直接关注朝鲜独立运动。1933年初，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南京会见韩国独立党领袖金九，密商双方合作事宜。同时，蒋介石也表明不赞同用暗杀日本军政要员的斗争方式，而是应当先训练一批武官，为以后的独立战争着想。对此金九也表示接受。石源华：《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5页。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日关系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军事威胁与严厉监视，采取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支持在华朝鲜独立运动，并将援助重点放在帮助韩国临时政府培养军事人才方面。自1932年10月起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洛阳及江西、湖北等地举办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对外称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队第6队)3期、中央军校特别班1期、洛阳军分校训练班第17队1期、韩国独立军特务队预备训练所1期、军事委员会政训班朝鲜学生队1期。另外中央军校第10期、11期分别招收数十名朝鲜学生。据粗略统计，中国军校6年间共招收朝鲜学生415名。范廷杰：《韩国革命在中国》(之八)，《传记文学》第28卷4期。这批军事人才除少数留在中国军队担任谍报、策反、教育俘虏等工作外，多数后来成为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的骨干，战后在韩国国内的军事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