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他的商业才能并不能得到客观的评价，很多人认为，国企经营者的成功俱得益于政府庇护，在所有的球员中，他的父亲是教练，他的哥哥是裁判，近年来，随着国家资本集团的畸形壮大，民营企业家与国企经理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彼此互不服气。再比如，国有企业所实现的业务增长并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必要的，国企获得的成功越大，对民营企业的压抑就越大。又比如，国企经理人的收入与他的商业成功几乎没有对价关系，宋林没有一分钱的股份，也不享受分红激励，更谈不上金色降落伞，甚至他的职务能否保住，都需要某些灰色的权贵保护----- 从宋林案披露的一些信息可见，他之堕落正与此有关。

　　自本轮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经营者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商业精英群体，其命运跌荡的丰富性是颇值得深研的课题。在我的研究视野中，三十多年涌现出的一些旗帜性人物，其日后际遇非常的两极化，有些人先盛后衰，最后甚至身败名裂，如第一批放权让利试点企业首都钢铁的周冠五、红塔烟草的褚时健、三九医药的赵新先等，也有一些人商而优则仕，如东风汽车的陈清泰和苗圩、中海油的卫留成等，而能够在经理人岗位上维持企业可持续发展并善始善终者，确乎寥若晨星。

　　近年来，不少国企经营者甚至对自身的职业价值产生了怀疑。一位央企领导人曾对我自嘲是三无人士---- 无存在感，无论企业管理得多优秀，都得不到民众和社会的认可与尊重，无兑现感，无论经营业绩有多出色，都与自己的收入不匹配，与同资本等级的民营企业家相比更是判若云泥，无安全感，随便任何人都可以实名举报，坐车、吃饭、旅行、收受礼物、与异性合影，凡此等等都可能被一票击杀。国企当家人的此种三无情绪非常普遍，且有弥漫之势。

　　宋林式悲剧以及三无情绪的产生，其背后凸显出来的，其实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迄今仍未破题的重大命题：如何看待以及实施国有经济改革。早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府就意识到，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从此拉开了国企改革的序幕，然而，其后的改革实践并不顺利，甚至多次陷入歧路和陷阱，现今形成的国企格局仍然广被病垢。

　　在不久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企改革被列为核心目标之一，可是一些基本的改革理念及路径仍然是非常的模糊，比如，国有经济存在的伦理性和必要性解释，国有资本的管理模式，国有资产的处置模式，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模式，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模式，以及对国有企业经理人阶层的奖惩制度，等等等等，无一条有了明确的改革诠释和预期设计。

　我之哀宋林，其实是哀国企，哀一代为国服务的商业精英群体。制度的创新若无破局，宋林式人物势将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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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润前掌门人宋林错在坐在了他本就不该坐的位置上出事就是必然的。

　　经过一年多拉锯，华润前掌门人宋林终于倒掉。这对那些雄心万丈的草根职场精英们有巨大的震撼：干到一定高度注定要出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