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我们除提出最后通牒式照会外，还有些军事上的安排，印度怕受两面夹攻，迅速按期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上的一切工事，退还其掳劫的藏族同胞和牲畜等。这是我办理和印度边界交涉以来最称心的一次事件。
　　在这个照会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印度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支持下，一贯对它的周围邻国推行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现在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应该像印巴两国向克什米尔人民保证的那样，在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就是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的含义。但是，不介入绝不等于不问是非，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遭到剥夺，也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印度借口克什米尔问题侵略巴基斯坦。中国的立场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压迫克什米尔人民，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克什米尔人民要求自决的斗争，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这段话是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写的，并且经他亲自修改加进去的。在中国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给印度的照会中加入这一段话，似乎有些出乎题外，而且这个照会在16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头版头条新闻登出，它给世界各国的信息是很明确的，中国这个最后通牒式照会的目的也很明确。这是我在外交部办理支持被侵略国家的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1971年又发生了印度出兵侵略东巴基斯坦问题。这时我在文革中受造反派批斗审查后被解放（1969年），我当时仍是驻尼泊尔大使，但我不愿出国再当大使，因为在大使馆执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大使（馆长）负责制，而那时的驻外大使馆党委都有国内造反派派去的头头（多半是服务员、司机、翻译）参加使馆党委，他们动辄干涉大使的对外活动（内部事务更不用说了），而且还向国内他们派别在部内的头头写报告，使得那时驻外大使不能正常工作，还要受到国内无端的攻击。所以我坚决辞去了驻尼泊尔大使的职务，表示再也不出国当大使，这样就留下来在部内参加亚洲司（原来的第一、第二两个亚洲司合并为一个）的领导小组，（那时从部到司都有领导小组，有军代表、造反派头头参加），主管南亚各国事务。这次处理印巴战争的事又归我负责了。
　　1971年的印巴战争情况较为复杂。东巴基斯坦的居民多半（可能全是）印度教徒，它原来称为孟加拉。1907年英国人让印、巴独立，把孟加拉邦一分为二，东孟加拉归巴基斯坦，西孟加拉属印度。而巴基斯坦以穆斯林教立国，西巴基斯坦原是回教徒，巴的中央政府也是回教徒当政，对东巴基斯坦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不平等，引起东巴基斯坦人的不满。1970年东巴基斯坦的穆吉布?拉赫曼选举获胜，坚持要东巴基斯坦自治独立，受到巴基斯坦总统的镇压，逮捕了拉赫曼，引起了印度的干涉。印度从西孟加拉邦出兵，在苏联的支持下进攻东巴。巴基斯坦在印度强大兵力下，无力保卫东巴，于是求救于中国。巴军总参谋长，海空军司令，巴总统叶海亚的特使连续来到北京，都是由我陪同见周恩来总理。这时，我国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西藏军区司令被揪斗，西藏同内地各省一样政治局势不稳定。全国处于打内战的混乱中。当时我们了解东西巴的矛盾，东巴人对西巴的穆斯林政权不满，东巴的黄麻是国际上的抢手货，但卖黄麻的外汇全部用于西巴，对东巴投资很少。东巴的军队全是孟加拉人组成，但军官全是西巴人，这在宗教民族上造成极大的分裂，东巴人不满，要求自主是当然的。
　　但是由于印度的入侵，我们就不能不管了。但鉴于当时我国的情况，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只有在政治、外交上给以支持，谴责并声讨印度对巴的侵略行动。在武器上提供了一些飞机、常规武器，像上次那样准备出兵的设想就谈不上了。印军进占达卡后，即扶助拉赫曼成立孟加拉共和国，当时我们认为孟加拉是印度的傀儡，一直不承认，算是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但孟加拉共和国一直对中国友好。直到1975年我国才正式承认孟加拉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