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清末新政的各项举措不能说不重要，朝廷用心也不能说不良苦，但推行新政的实际负担在转移给下层民众的同时，好处却大都为上层所得，那底层的百姓们就不免要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所谓新政的学堂、警署、自治公所之上了。譬如清末各地屡屡发生的毁学事件，其原因无非是乡民们看到新学堂并不能让自己的子弟获得教育的机会，而自己却要承受因此带来的捐税，其愤怒之火便直接引向了各所新建的学堂。同时期，为反对举办新政而引发的新增捐税，各地又屡屡发生捣毁官署及罢市之事，这些大大小小的民变事件，在清末十年中竟然达到两千余次，这无疑是值得警醒的。再如引发保路运动的川汉铁路公司，其主要资本大多来源于全川农民的租股，而这些所谓租股名为自愿，实为强行摊派，那些真正出钱的农民们根本无从享受到所谓的利息与红利。
抛开固有的偏见，下层民众对新政的抵触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反对变革，其中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历史所造成的官民隔膜与对立，朝野双方既缺乏对话机制，也没有基本的救济手段，双方互不信任、相互猜疑，在情绪化的民意浪潮中，整个社会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使得本就有限的改革成果化为泡影，改革不成反激生了新的反对力量。
任何一项新政策、新举措，即便它最终的结果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如果决策者自说自话，毫不顾及民众的接受和理解能力就单方面制定推行的话，其非但不能充分调动社会上的各种积极因素，反而会激起民众的极大反感与阻扰。就效率而言，再合理的政策也应最大程度上吸收民众的愿望，只有在得到民众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利益分配问题才能得到公开公正的解决，各项新政举措才能不断的稳步推进。
3、废科举仓促而无补救，丧失授官权无疑自废武功
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这无疑是清末新政中的一件大事。古老的科举制度走到二十世纪初，从其考学的内容上看当然陈旧腐朽，对推进社会的进步一无用处，但需要指出的是，科举不仅仅是一种选官制度，它同时也是一种教育制度，甚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等均与之息息相关。科举的仓促之废固然有强邻环伺、国势日危等外在因素，但其废除之后对社会、对清廷政权的深刻影响却显然未经认真的思考，而科举本身具备的优点与力量也在有意无意中被决策者所淡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废科举实则是体制上的自我摧毁，其不但丧失了数量庞大的支持者，而且连机制本身也一并丧失。隋唐以来，各朝政权的背后均有大量的读书人在支撑，而将朝廷与读书人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科举制度。通过科举，朝廷授予读书人功名、地位及其官职，读书人则通过这样一个途径实现自己的抱负、改变自己的命运，一旦这个纽带断裂，朝廷便失去依托，成为无本之源，正所谓雷霆雨露皆天恩，无赏罚则失名器，无名器则天下离心，朝廷也不再被读书人尊崇，政权基础半被掏空。
对于朝廷而言，科举最重要的是合法、公正、公平的授官权，这也是最吸引读书人的所在。不管是自愿还是不自愿，读书人只要投身于科举与功名，即自觉不自觉的成为朝廷的支持者。作为传统的精英分子，这批人出则为官，入则为士，对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的安定至关重要，其人心向背决定了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王朝是否能够维持下去。
鉴于科举考试内容的种种不利，从长远来说，废除科举清除了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障碍，但从短期来说，废科举意味着丧失了一个向上流动的合理机制，同时也割断了士绅阶层与清王朝的联系，使清廷陡然失去原有的中坚支持力量，这无疑是一种自废武功的自残行为。在这些社会精英分子从原有机制中疏离出来后，现存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对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毫无吸引力，其离心倾向和反叛意识也随局势的恶化而增强，新军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更是走到朝廷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