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已公布案例看，被害人回来的案件都纠正了，真凶出现的案件也并没有都纠正。李奋飞也说。
　　按照法律规定，启动一起生效刑事案件的再审，可以由检察院提起抗诉，也可以直接由法院再审，而法院既可主动发现问题启动再审，也可在接受被告人申诉后启动。
　　中国全国人大亦可就某一案件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启动再审。但这一程序几乎没有使用过。但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呼吁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报记者了解，众多存疑生效案件的再审，往往是全国人大代表联名致信各级法院的结果。这也使得每年全国两会时，全国人大代表成为被吁求、追逐的对象。
　　从2005年王书金自称聂案真凶开始，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就开始了每月到河北省高级法院申诉的行程，但至今，除了最高法院转给河北省高院一封关于其申诉吁求的公函外，其再审申请从未获许可。
　　信访而非诉讼
　　但是与会专家也认为，让河北省高院自我否定是其中的难点之一。在以往，被告人往往向终审法院高一级的法院申请再审，以保障独立性。但刑诉法修改后，现实中大多要求向终审法院提起再审，理由是终审法院‘更了解案情"，一名司法界人士告诉记者。因此，终审法院可能面临自我否定，或者否定前任的尴尬局面。
　　付立庆希望，有时候检察院需要自我否定的勇气，不能为了谋求公检法的配合，放弃自身审批监督的职责。
　　在我国，被告人的申诉更多地是被法院看做是信访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诉讼的一部分。一名司法界人士告诉记者。
　　而对申诉的审查工作完全是法院单方面的行为，司法人员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处理申诉的随意性很大。具体负责启动再审的是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上述人士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魏晓娜介绍，除了司法系统，英国对已定罪的刑事错案，还专门设立了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独立进行审查。这是一个直接隶属于议会的独立机构，专门负责对刑事生效判决是否公正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提交上诉法院处理。该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年就接受了至少3000件上诉案件，以后每年都接收1500件左右的上诉案件。
　　与此类似的还有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并且，议会监察专员的监督活动并不限于对申诉的被动调查，监察专员也可以主动地寻找线索。
　　在李奋飞看来，正义的实现，不以真相的发现为前提。让当事人和民众触摸到正义，比触摸到真相更重要。
盘点20起中国式冤案：无一起是由司法机关主动洗冤：
冤案的不可避免性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完善现行制度上无所作为，除了继续完善定罪程序以外，建立完善的纠错机制愈显重要，这一点在刑事诉讼制度存在诸多缺陷的中国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