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进城的最大顾虑来自于土地，尽管国家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但各地在制定城镇化具体政策时多以农民的土地为条件，土地换保障、土地换房等政策曾经大行其道。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往往是最后的生存保障，以此为代价进入城市农民必然心存疑虑。为了消除顾虑，解决新市民的社保、就业发展等问题就至关重要。然而很多地方只顾把农民转移出来，农民的生活成本提高、就业困难、城市融入情况差，同时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上楼致贫等现象层出不穷，要让农民放心且自愿地放弃农村户籍就成了天方夜谭。

“非转农”背后暴露出当前我国城镇化隐含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首先，“农转非”并不应该是户口本上寥寥数语的转变，而应该是整个社会公共服务的城乡平衡。“非转农”原因说白了，就是这部分新市民在城市的生活没有在农村好。进入城市之后支出增加、就业不稳定、城市融入情况差、社保也没有完全覆盖，导致上楼致贫现象非常普遍，新市民的经济融入和心理融入感都非常低。之所以产生问题，与当前的制度设计以及城镇化的盲目冒进不无关系，很多地方提倡土地换保障、土地换房政策，但所换来的保障与城镇居民还是有差距，新市民的长期生存问题也没有解决，是不稳定的有巨大隐忧的半截子城镇化。

其次，“农转非”“非转农”现象说明了我国资源配置上的严重失衡，而这与我国资源配置的行政级别特征有很大关系，即资源配置基本是按照权利来配置。北京权力最大资源都集中在北京，而行政级别较低的市县镇则拥有更少的资源。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资源全部是往有权力的地方流动，所以导致北京大城市病一直解决不了，而环绕北京、天津的河北省却有很多贫困县，因为资源过不去。过去的城乡统筹，结果把资源都统筹到城镇去了，广大农村、城镇和县城则成为城市发展的短板。

“非转农”的政策含义

中国的城镇化还在快速推进，“非转农”给当前的城镇化之路敲响了警钟，也暗含了一些启示。未来的城镇化之路，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以农民的利益为前提，突破各种制度障碍，才能够实现良好的城乡互动，实现健康稳定的城镇化。

第一，应当继续持久地推动中国的就近城市化进程，如今在中国的沿海大都市集中了中国最丰富也最好的发展资源，广大农村幅员辽阔但相对滞后，并不有利于现代经济要素的集聚与流转，通过发展那些农村工业化比较发达地区的就近城镇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