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广大农村通过发展农村工业和集体经济，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弥合与城市的各方面差异，实现了一种就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实际上是城镇化的理想形式之一，能够在不增加中心城市环境压力、人口压力、财政压力等的基础上，改善农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农民居民也不会因为生活环境改变而产生疏离感，从根本上提高城镇化的稳定性。此时的“农转非”“非转农”实际上是绕了个弯，与其在户口本上打主意，不如努力引导农村发展、增强农村经济实力，实现就地城镇化。

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其实是城乡均衡发展的结果，我国“非农转”与此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

以美国为例，其郊区或者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与大都市基本等同，但却能够较便宜地拥有宽敞的住房、便捷的交通和空气质量高的环境，对中产阶级吸引力很大。大量的中产阶级外迁就形成了逆城市化现象。美国有六千多所大学，在大都市的很少，大分部都集中在小镇上，形成富有特色的大学镇。美国不少企业也愿意把总部设置在小镇上，形成公司镇。在这种格局下，人口、就业机会和资源就从城市向农村流动，甚至出现资源聚集的“逆差距”，形成了发达国家的特殊“逆城市化”现象。在大学镇与公司镇，由于只有一定知识技能水平的人在能够在这里就业，反而大城市则能够提供更多低技能的基础性工作，于是出现穷人往大都市跑，富人到乡村工作的人才逆流动。

“逆城市化”的说法来源于发达国家城市化后期的一个阶段，因此，用“逆城市化”来描述目前国内出现的“非转农”现象并不准确。两者相比较，中国的“非转农”与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一定区别。相似之处在于，两者的前提都是较小的城乡差距。差别在于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大城市病驱动下的资源逆向流动，而中国目前出现的“非转农”现象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得益于很多农村自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自身竞争力的提升。

我国农民不愿意放弃农业户籍折射目前我国城镇化模式的缺失

调查显示，近年来很多农民愿意进城，但并不愿意转户口。这种牵制力量主要来源于农村土地后顾之忧的牵制力以及半截子城镇化的排斥力。我国目前的城镇化是半截子城镇化，农民工难以享受原居民同等的公共品服务。农业户籍附着的宅基地、承包地可以弥补他们得以获得的城镇社保的缺失。大部分农民工面对城镇高昂的房价也得以放弃农村的宅基地，只有不到1%的农民工在城镇有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