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手册》的发行量仅次于“毛选”。

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赤脚医生”的历史至此也就结束了。

当时，徐玉伦所在的村子里共有三名“赤脚医生”，通过了考核之后，分道扬镳，自谋生路。

“孪生兄弟”的不同命运

徐玉伦提起同村的王兴勤、李守枝和方芝兰(音)，语气酸酸的，“他们比我小，早早就退休了，现在挺舒服，平时散步、打牌，很悠闲，每个月领着将近3000元的退休金。”

他口中的这三个人，都是当年的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一样，都是我国在一定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多年来一直享受同等待遇，有人称之为“孪生兄弟”。

1979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全国136个边境县的8万余名中小

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揭开了党和政府妥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序幕。

1994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争取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解决民办教师问题从此有了历史性的转折。

1999年至2000年，全国有25万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民办教师逐渐退出讲台。

民办教师问题的解决，让乡村医生感受到了不公和冷落。

同为“孪生兄弟”，境遇为何如此悬殊?

一位曾经的民办教师认为，很多乡村医生没有考虑或者有意回避一个问题：“包产到户后，赤脚医生转变成乡村医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身份已经悄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民办教师不同，乡村医生已经‘市场化’了，靠‘手艺’来养活自己，而且有个别医生赚得还不少。而民办教师呢?不可能靠收孩子的学费来养活自己吧?”

“大家各干各的，挣一块花一块，挣不到就只能靠地里刨食。”徐玉伦也说，为了多赚钱，有个别的乡村医生也变了味，“啥病都能看，啥病都有‘祖传秘方’，开始学会忽悠人了。”

但是，乡村医生依然承担着很多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2003年，非典期间，戴庙乡医院召集开会，徐玉伦接到了一个任务：为回乡务工人员测量体温。

“当时乡医院只给了一件白大褂，一个口罩，如果传染的话，首先是我，但是人命关天。”徐玉伦没有退却，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