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乔良和刘亚洲、王湘穗一起写了《关于中国军队改革的思考》，其中就建议成立中国陆军司令部。当时决策部门认为条件不成熟，而所谓的条件不成熟大都背后隐藏着利益分配不好解决的问题，各个军种都有自身的利益，还存在组织机制方面的一些问题。乔将军认为，我军很长时间一直是军政军令一体，这与我军过去长期习惯了打游击战有关。游击队哪还顾得上军政军令分开?游击作战的“十六字诀”，要求的是统一指挥快速行动，因此需要“政令一体”。而军政军令分开是对正规军队的要求，那时候我们不与敌人正面作战，也就不需要这样一种体制。后来我们搞军队正规化又主要是学习前苏联的模式，前苏军的模式军政军令就是不分开的。这就是中国军队军政军令长期没有分开的原因。

军政军令不分开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军人晋升最主要的绩效考核应该是考察其对部队的战斗力提升有何贡献，如果军政军令不分开，那么掌握军政军令大权的人就可以对一名军官这方面的能力给出一次性的评估，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就使各位官兵们的前途几乎完全仰赖于这些军政军令大权集于一身的长官。军政军令职能分开后，部队的行政管理由行政首长负责，而官兵们作战能力如何，对部队战斗力的提升有多大贡献则由军令部门来评估，它就不会是一个长官说了算。这样一来，不同的评价体系不同的评估系统的使用，不仅对于官兵们的考核更全面，对官兵们的晋升也显得更公平。

在把军队战斗力摆在第一位的情况下，作为指挥官仅仅具备行管能力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些举措对中国下一步把军改的成果持续深化有久远的意义。不过，我们不能指望一次军改就解决一切问题，此次军改只是新的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各种问题、矛盾的解决和化解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步步来完成。有的制度改对了，要坚持下去，不可能什么地方都改对，不对的地方还要纠正过来。或者是对于没有改对的地方既要纠正又不是回到起点，而是要发明设计一种新的形式，“我认为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发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后及时纠正，但不是回到原点。可以肯定，军改更多的是发明设计新形态新模式、新的组织结构方式，军改不仅仅是纠错，同样需要创新。”

改革可能遇到最大难点

用乔将军的话来讲，此次军改最大的难点是“拆庙容易换人难”，“换人容易换脑难”。因为军改成功与否不在于你“拆多少庙换多少人”，在于你能否改变制约军队进步的观念。所以说我们把这次军改看成是一次“腾笼换鸟”的话，那么它的落脚点就一定要落在“腾笼换脑”上，需要军人境界的整体提升。大家都知道改变观念重要，那么改变什么观念呢?首先是要让军人知道不光是要牢记我们这支军队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听党指挥。但是最后还要落在军队能否打胜仗，而有了打胜仗这个目标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吗?不，还需要更加细化：为什么打胜仗?怎么打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