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耳的笔下、镜头中，中国人或上海人，和日本人，完全成为了两个特征和对比鲜明的群体。

上海的中国人没有计划，没有宏图，没有进取心，混日子，却乐得自在，享受家庭，重视每一顿早餐，只有一个原因：那是他们自己的城市。他们爱那个城市，对于每一个想来破坏这座城市的人(比如开头的赵宝刚)，只想极力踢走他。

但日本人不是，他们计划周密，步步紧逼，潜伏多年，心狠手辣，不达目的不罢休。他们最终得到了上海，也最终失去了上海，只有一个原因：那里本来也不是他们的。

我不知程耳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始终把葛优饰演的陆先生“去黑帮化”，演他爱吃，爱女人，爱喝茶，举止文雅，谈笑风生，关爱家人，有情有义，只有在维护上海这座城市的时候，才会出手杀人。这哪里是黑帮，简直是城市英雄。

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一个悼念大上海罗曼蒂克时代的片子，塑造最成功的一个人竟然是日本间谍，这是一种反差效果。

导演似乎有意无意在用这个“温柔的黑帮”与“翻脸无情的日本间谍妹夫”在做对比，说，再大的黑帮，也比日本侵略者善良。

片中葛优饰演的陆先生，身材单薄，看似手无缚鸡之力，和几块腹肌的日本间谍浅野忠信比起来简直是弱鸡，这也是种刻意的反差对比，用瘦弱的外形，反衬善良的内心。相比较手撕鬼子那种抗日神剧，导演力图用更加温和的方式曲线救国。

所以这个片子，就成了“花样年华+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华丽文艺片外壳包裹下的反法西斯电影。

忽然想起看过的一首讽刺诗：

当勃兰特在华沙双膝跪下，

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反差，

跪着的德国总理，

比站着的日本首相，

高大。

片中的柔弱黑帮陆先生，正是用来反衬的主角。

然而非得用黑帮来体现上海的善良么，这种逻辑恐怕也只有导演自己清楚了。但这至少比手撕鬼子有内涵多了。

程耳通过黑帮大佬陆先生一家的遭遇，聪明地点出了一个题：我们之所以战胜了日本人，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在战场上手撕鬼子，只是因为，我们躲得更远，活得更久，拖得更久，就像陆先生一样。

战争，终究是一个时间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