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多方面繁复的自我调适任务。如何在此种背景下延续片中所强调的共产党传统上的信仰，既关系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发展的前景，同样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力执政党的灵魂基石。不可否认的是，在急速变化的治理环境及任务要求面前，任何一个现代执政党都能感受到现实沉甸甸的压迫感;不能适应并作出及时调整的政党，则意味着执政生命潜在的终结可能。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治理对象空前的扩大与平面化使得“塑造”的作用日益下降。这意味着，在树立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应有“信仰”上，新的视角与思路存在需求。

信仰的珍贵恰恰得益于它的稀缺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它造成了另一个事实是，真正拥有这个层次标准并贯之以相应行动的人少之又少。然而，第三个事实同样存在，即信仰的建构自身存在着超越性，它低估了自身的内涵，却高估了载体的能力。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信仰以一个宽泛而笼统的状态存在反而削弱了其感召力，因为它不能与日常生活产生共振。被人为高教网与模糊的信仰是无效率的意识形态，这类似于宗教改革前天主教冗长而繁杂的宗教仪式及逻辑，它试图取代更有效的解释模式，代之以模糊而生涩的抽象宣示，一定程度上势必与日益萌发的个体意识相抵触。所以，在看完《信仰》后，我的一个启发是，信仰理应享受一个更微观层次的话语环境，即个人责任。

个人责任并非割裂于公共责任，它是公共责任在另一个层次上的形象。纵使以共产主义这般宏大的视角观摩，其联系依旧紧密。每一个人所能掌控的是个体行为，再由之产生个体影响。无数的个体行为是构成历史最小的分子。个体责任的解释力来源于其具象化，例如当医生和军人同时在一个公共场所出现，他们所必需遵循的规则和秩序是相同的;但在自己的职业领域，这一点却是不同的。他们所履行的个人责任是对公共责任的最优回应，这同样可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信仰。较之传统，它并非受到了“取代”，而不过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信仰适度的“稀释”将加强党在新时期的执政基础，它不必再饱受“虚无缥缈”之苦，而建立了更简单却更有效率的意识形态影响。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讨论个体责任和公共责任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界定和推论，都尚属难题。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信仰”是时候真正地从会堂里走出，开始切实地为人民服务了。

我们撷取了片段的红色记忆，一起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对这一代渴望拯救中国的热血青年意味着什么?又是什么支持这些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奋斗、抗争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