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祖先给了我黄色的脸孔，我们总该做点什么能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事情，这样我们的后代就更容易生存了一点，我们这个民族就朝着更光明的方向走近了一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

观后感三

先确立一个这样命题：生活在以上层意识形态为主导生活环境下，命途多舛的人们只有靠简单的民间信仰维持着生命的延续。

笔者将用数学归纳法证明以上命题的成立。

老全是“闹革命”以后第一个死去的人。他的死与“闹革命”有直接的关系：为寻找被抓壮丁的兄弟，他呆在国民党的部队。临死还在死人堆里翻寻他的兄弟。共产党的一枪冷弹结束了他的生命。所以，如果不闹革命，他就不会这样死掉。

徐母的死也与“闹革命”有关。被抓壮丁的福贵为求生而被迫在共产党的军队里唱皮影戏。徐母久不见儿子归家，郁郁而终。如果不是福贵必须呆在共党的部队里“干革命”，那么徐母就不会临死也见不着儿子。所以，还是干革命造成了悲惨的事件。

龙二的死死有余辜。但也是因反革命而落场。

有庆的死因春生倒车而死。有庆之死，首发因素是“区长要来视察工作”，他要去学校里搞卫生。他搞卫生因太困而倒在墙角边睡着，却是因为连续四五天搞抓革命促生产而没有睡好。如果不是区长要来，如果不是要搞生产，如果他这四五天都睡好了，如果福贵不怕怠慢了革命没有让儿子去学校，有庆就不会这样死。所以，干革命的错。

凤霞的死因大革命而起。红卫兵将医院的医生才赶跑，没有医疗经验的护士当起了主治医生。凤霞生孩子大出血，找来王大夫却因饿了三四天毫无精力，福贵买了七个馒头让他吃却令他撑着了，喝水，又胀了肚子。有医疗能力的人就在眼前，却救不了大出血即将死去的凤霞。说穿了，如果不“大革命”，医生就会呆在医院，凤霞就不会死。

以上各个案例均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我的命题成立的必要条件。下面将出示我的充分条件。

凤霞的儿子叫馒头。为什么叫馒头?福贵妻子家珍说：老百姓为儿子取名字都取小名，小名越贱起来。贱就不会上阎罗王的花名册，上不了花名册就不会招惹小妖来索命。儿子就会长命百岁。有庆的死大概是当时没有取到贱的名，所以才早早死了。这是民间的简单信仰，与之相对应的是上层意识形态——这个时代，它具体表现为实现共产主义。

实现共产主义事实上是一个无限遥远的阶级目标。但在一片狂热的激情年代，人们以炼钢为主要生产形式的环境下，共产主义等同于了生命的成熟标志。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的一生变得极其渺小。五十年代，福贵与临时前的有庆有一段对话：“鸡长成了变成鸭，鸭长大了变成鹅，鹅长大了变羊，羊长大了变牛，牛长大了就实现共产主义了。”可见长者对后人寄托的都是对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却忽略了复杂社会背景里随时产生的会致人死地的负面因素。六十年代后，福贵又与凤霞之子馒头有一段对话：“鸡长成了变成鸭，鸭长大了变成鹅，鹅长大了变羊，羊长大了变牛，牛长大了就可以买车，可以坐飞机，可以有钱买个大房子了。”到这里，福贵已经对共产主义有所微辞。他只是改成了表达方式，但寓意却极其深刻。家珍说：“到后来，我们的馒头就长大了!”这是一种寄托，一种希冀，一种对共产主义的相对贬抑，一种对民间信仰的较高层次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