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者，虽为蒙古贵族却不通汉族文化。但是它们在长期的征战中，认识到汉文化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元始祖忽必烈登上皇位以后，在他的即位诏书中就指出:“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忧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因此，他就位伊始，即诏十路宣抚使，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材异等，列名上闻;并诏立国史翰林院，招揽儒学人才。一代大儒姚枢、许衡、窦默等都成了元始祖的重要谋臣，又在各地又诏立诸路学校提举官，一些博学老儒得到了擢用，为元朝初期施仁发政，立纲陈纪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家庭政治、家庭伦理建设，一开始就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视，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得到了继承和发扬。“隆古之治在乡族，固国之本在巨室”，“平天下必从齐家始”，形成了朝廷上下的共识，旌赏孝义力田是他们施仁政的重要内容。元朝宫廷规定“民有同居五世者，辄下令旌表其门”。可惜当时这样的“门”不多，而浦江郑氏家庭，却脱颖而出，首开元代风俗之先，实现了“九世同居”的振兴局面，自然受到朝廷的重视和表彰。

郑氏家族的同居义举，所以受到当时朝廷的重视。还出于统治者的自身的需要。元朝当局有个致命的缺陷，皇位的继承法没有规定，只是依仗贵族大会(忽里台)来公选，每次皇位交替，都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给后宫、重臣及诸王之间的竞争留下了隐患。元始祖忽必烈，平定天下，以文德洽海内，定一代之制，使典章文物大备，可谓功勋卓著。但在他去世以后，由谁来继承皇位就成了问题。他有十个儿子，二儿子裕宗真金，被封为太子，不幸比始祖早九年而薨，不得已只得把皇位传给裕宗的第三个儿子铁木耳，但裕宗还有第一个儿子甘麻剌，他也不甘心将王位拱手他人?就这样忽里台大会开了一百二十多天，为立储争论不休，直至甘麻剌受到众人责备而退让，铁木耳方当选。不过自此以后，两派势力围绕皇权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忽必烈去世至最后一个元顺帝登位的三十九年间，皇帝换了九个，最短的只有两个月。英宗、明宗均在位被谋杀身亡。而一个成功登位的皇帝，也无不以反对者的鲜血生命为代价。而郑氏家族孝义同居的事迹，同皇族内部的争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家和万事兴”，元朝宫廷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一点，拼命宣传郑氏同居的意义和好处，可惜元朝统治者无法学到手，在一片表彰郑氏义门的声浪中，继续杀来杀去，内外交困，终于走向了元历史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