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朝代都会隆重树立“义门”典范，唐朝旌表“义门”张，宋朝旌表“义门”陈，明朝旌表“义门”郑，明朝初年的郑家达到了历史上恩荣的鼎盛时期。

小小的“郑义门”成为一个国家的精神坐标，这个问题放在国家统治需要的大背景下很好理解，它表明了不同统治者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忠与孝与义是一源之水，家虽小，却是国之根本，只有将家的价值观与国的价值观高度统一起来，才能最大化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朝廷需要“郑义门”这样的道德标兵，于是他们被一代代地旌表起来，朝廷希望天下人都像他们一样绝对服从指挥，为国家提供了家族生存的蓝本，为国人行为提供效仿的样板。

朝廷旌表郑氏，是一种国家行为，郑氏成为家的代言人，成为统治者的宣传工具，也成为国家推行价值观的试验田，所以历次朝代更迭，但义门郑氏地位待遇始终不变。即使乱兵和暴动者进入浦江县，那一双双血腥的手都不曾推开宅门，他们相互告诫，不得擅自闯入“郑义门”，那是一处神圣不得侵犯的领地，反之将遭受天谴。

师俭堂上挂着一块明太祖朱元璋手书的牌匾“孝义家”，孝友堂上挂着一块建文帝朱允文手书的牌匾“孝友堂”，有序堂上挂着一块朱熹手书的牌匾“忠孝传家”，它们深层次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郑家思想的核心，构成了他们生存的逻辑，它如巨镜一般照耀着郑氏子孙，简单贴切地教导他们怎么做人。

郑氏家族与朝廷千丝万缕的关系，又有着数量众多的为官子弟，经济上也是富甲一方，这样的家族往往会坐大一方，成为遗祸地方的豪强，严重的将会影响国家社会的安定。但是，从三朝历史记载来看，郑氏家族恪守国法家规，更多的是在地方上担当起了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

回顾一下“郑义门”的历史，这个家族从不以强凌弱，一直和官绅、乡邻、佃户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每年协助官府修筑水利设施，拨出专项的资金用于铺路修桥;每逢稻谷欠收或者青黄不接时，他们设立赈仓，按月救济贫农谷子六斗;开办免费医疗站，为看不起病的乡邻治病，不收取药医费;设立义冢，出资埋葬孤寡老人;十里八乡遇到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或者邻里之间的争斗，只要请出郑氏调停，一般都能妥善解决。

这样的义举还很多，郑氏家族经常捐赠库存的白银和粮食，甚至有过毁家赈灾的行为，他们的仁义精神在物资匮乏社会中被极度赞誉，乐善好施也不是他们的一时快意行为，而是郑氏家族600年坚持不懈形成了家族传统，“义”成为郑氏家族最宝贵的家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