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的决定一锤定音，各地改革应该按此精神进行。”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中新网记者表示，目前薪酬问题的实质是“市场化的薪酬用在任命制的干部身上“，薪酬体系应该体现政企分开，其中，政府任命的董事会出资人代表，薪酬按照公务员并参考经营状况进行管理，而央企、国企的职业经理人，聘任与薪酬应均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标准进行。

多地明确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 更多用于民生支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要提高到30%，遵循这一要求，各地方案进一步细化，并明确了各自的时间表。

　　上海提出，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到2020年不低于30%;天津规定，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江苏提出“适当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

　　江西规定上述目标提前到2018年实现。江西的方案提出，“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到2018年提高到3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和上海明确了上缴收益充实社保的比例。天津规定，国有资本收益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的比例由50%逐步提高到65%。上海提出，国资收益原则上按照产业调整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社会保障各三分之一安排支出。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有资本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其产生的收益应该全民共享，但目前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偏低，应该逐步提高。

　　刘尚希表示，上缴更多红利不是直接分给每一个人，而是用于资助政府的社保和养老开支，用于建设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提高，这对于提升老百姓幸福感、扩大内需和消费、保障国家财政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刘尚希进一步指出，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还有利于形成倒逼机制，倒逼国企优化盈利模式，提升盈利能力，增强竞争力尤其是研发创新能力，从而加快国企改革和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