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可证明这一点。比如，日本的六十年代，在工业就业人口仅仅5000万左右的情况下，每年因工伤事故死亡6000多人，直到70年代后才逐渐好转，现在每年工伤死亡仅1800多人。美国的煤炭生产在二战前，每年事故死亡人数2000人以上，也是七十年代开始好转。我们引用刘的研究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并非要为监管部门在矿难中的失职行为———假如有的话———进行开脱，而只是陈明一种客观事实。对煤矿乃至一切企业的安全生产的监管，都不应该脱离现实。“不脱离”的意思是，该规范的要规范，该严格的要严格;但像目前这种动辄拿官员免职的做法却是值得商榷的。

美国处理矿难的做法告诉我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健全的法治是从根本上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必由之路，而最直接和有效的办法是对企业实施强制性的执法监督，尤其是对风险程度高、事故隐患突出的工作场所进行严格检查，严肃处理。强制执法对提高企业安全水平，预防事故发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不过，美国的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因为美国的做法是建立在全社会都遵守法律的基础上的。中国的情况是，有关法规不可谓不多，但大都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也就是说，我们不患于无法，而患于执法不严。执法不严的原因，除了社会普遍弥漫的对法律的不信仰之外，还在于目前政府垄断了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管权力。政府虽然是监督主体，但当政府垄断监管权力时，其出台的任何防范和应对事故的行政措施，都有可能成为官员以权谋私的寻租工具;并在发生事故后，互相卸责。

所以，真要遏制矿难，一方面是严肃法制，强化执行力;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必须破除政府对安全生产监管的权力垄断，将其权力部分还给社会，即赋权于社会组织和个人，能够对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提请调查，使他们在安全生产的监督方面，扮演着政府的伙伴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