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的差别，就是上海方案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纳入高校自主招生和高职院校招生的考量标准中，而浙江方案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成绩按比例合成综合成绩来计分。这种差别可能既有技术性的考虑，也有高考人口规模、中等教育差异化程度、素质教育系统推进情况等方面的考虑。相比而言，上海高考人口规模小，中等教育发展较为均衡，全面素质教育改革推进较为普遍，实施综合素质评价并加以灵活运用更具有条件。浙江方案采取折分的方式，较易于处理，并且估计后续会要求对评价附加限制性条件，以规避一些不确定因素，这是符合省情的稳当做法。

在笔者看来，高考改革试点稳中求进，并不代表改革任务轻；目标很容易实现，并不代表十拿九稳。与国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不同，沪、浙两地的改革不是全口径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而只是选取高考作为突破口。从总体策略上来说，高考是“指挥棒”，抓住高考就能解决主要矛盾。但从具体实施的角度来看，又会给高考改革带来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因为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是系统性的，关联的诸多方面不改革，高考本身的改革很可能会受到牵制。所以，从某种角度看，稳中求进的改革比起疾风暴雨式的、全面的改革实际更难。

只要稍稍琢磨一下沪浙两地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就不难发现，其中还有很多硬骨头需要啃。比如，未来高中教育如何摆脱围绕“应试”来组织教学的模式，选考科目的教学如何满足学生自由多样选择的需求，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又如，高等学校如何来设定专业选考科目以及门槛，如何运用多样信息来考察选拔学生，都是全新的课题。再如，政府如何保证综合素质评价的客观性，如何保障这种评价的公信力，也是人们拭目以待的。改革成果需要具有可复制性，才具有普遍价值，这更是改革者需要认真思考的深层次问题。稳中求进并不是走半步、看一步，左顾右盼，畏首畏尾，而是要坚持科学发展，推进有内涵的改革，使改革可持续，最终推动整体的改革。（作者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