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四方面军长征之后，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发展就成了长江以南——中国南部革命运动最重要的柱石，对红一、四方面军的配合作用和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威胁都很大。因此，1935年8月，蒋介石利用湘鄂两省敌军六路“围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的行动失败后，立即加紧部署，集结了22个师又5个旅，计130个团20多万部队，加上地方武装，共约30万之众，对红二、六军团及湘鄂川黔根据地发起了更加疯狂的“围剿”时，红二、六军团总兵力只有4个师12个团近2万人，加上地方独立团、游击队，亦不及敌军的十分之一。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情势日益危急。任弼时与贺龙等审时度势，果断地作出主动撤离被敌人以堡垒层层封锁、且包围圈越来越小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突围远征的正确决策。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17000名将士，从桑植县刘家坪、瑞塔铺等地突围，开始远征。

四是坚持维护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统一。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前，四方面军张国焘企图分裂党，迟迟不肯北上。会师后，张国焘妄图控制红二、六军团，以继续对抗中央，贺龙、任弼时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站在反对分裂、维护全党全军团结的最前列，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张国焘向二、六军团派工作组，煽动对党中央不满，散发反对党中央的文件，任弼时进行了坚决抵制，并给甘泗淇写信，要求对张国焘发来的文件一律不准下发;张国焘向任弼时提出召开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压少，迫使红二、六军团就范。任弼时当即以“谁作报告，如发生不同意见，怎么做结论”为由拒绝了他，张国焘想换掉红二、六军团师以上的4个政治委员，也被任弼时拒绝。任弼时还亲自做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人的工作。同时，与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干部广泛进行交谈，了解思想情况，努力增强团结。

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与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及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坚持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为了保证整个北上的胜利，中央于7月27日决定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两个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任弼时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以大局为重，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他除了继续做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工作外，还向中央建议，在红一、二(此时二、六军团已改为二方面军)、四方面军靠拢时，召开一次中央会议，交流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在策略路线基础上的一致。他还要求红二方面军的同志在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促进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行动中起中坚作用。他在8月9日给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的一封长信中说：“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进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陈、徐、傅、李等同志谈话……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我现在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我已向总政治部提出并已得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中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他的号召得到了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的坚决响应。就这样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二、四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胜利结束了自1934年10月从中央红军开始的历时两年的举世闻名的伟大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