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战争的鼓吹者福泽谕吉在甲午当年撰文《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和他同一时期的植村正久则称：“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这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甲午以来，日本人看中国的眼光变了，说话的口气也异样了。中国当日本的老师两千年。日本当中国的老师近百年。今天我们的语言甚至都受日本影响极大。像“干部、路线、社会、民主”这些最常用的名词都来自日本。这些名词占了现代汉语社会名词的70%。如果删掉这些名词，很难写出一篇现代文件。不过，我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这批远赴东洋的志士在那里初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先生让他们的精神为之焕然一新。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秋瑾、陈天华、周恩来和鲁迅。有人说，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换在两个女人手中完成，一个是秋瑾，一个是慈禧。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她喟叹：“忍看眼底无馀子(男人)，大好河山少主人。”而一年后，这片河山的真正主人慈禧也撒手人寰。陈天华则在写出了《猛回头》这篇呼唤中国人精神的檄文之后蹈海自尽。陈天华求死，是“恐同胞之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以一己之死，求国家兴隆，中国不灭。在这些辛亥革命党人身上，依稀可见日本武士的影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他到日本原本是学医的。在选择拯救中国人的精神还是拯救中国人的肉体上，他毫不犹豫地挑了前者。不过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医生，他想的是如何医治一个国家的病。世界上，有些人专门留下脚印，有些人专门研究脚印。鲁迅就是专门研究脚印的。我觉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可以成为他全部著作的概括：“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鲁迅常常提到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差的地方是什么?三、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病根?三个问题都指向精神层面。鲁迅看到，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毛泽东是激赏鲁迅的。他常常称鲁迅是“我们的鲁总司令”。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拿枪，一支拿笔。拿枪的军队总司令是朱德，拿笔的军队总司令是鲁迅。毛泽东和鲁迅在精神上绝对是相通的。

在那之后，又是因为日本人的缘故，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次运动，既是对日本的再批判，又是对日本的再学习。批判，是抵制它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学习，则是从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民族的背影，使中国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获得涅槃。至此，中国对由日本带来的灾难而进行的反思达到了最高峰。日本侵略过亚洲那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进行过反思。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说：“与日本这样的国家为邻，是韩国人的耻辱。”可惜韩国人的认知只走到这里就止步了。韩国离日本更近，但始终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浮海求学的场景。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思想战争。它差不多算是一场文艺复兴了。五四运动的真谛在于，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天地之间人为尊。尤其应指出的是，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精神的启蒙，它还为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场运动的尾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最美丽的果实。五四运动告诉我们，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只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一个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中国彻底覆亡，东方各国也就没有了希望。如果中国能够勃兴，东方各国救助有望。呜呼，中国问题实乃东方之大问题。”(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