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引述一段这位日内瓦来的调查人员关于红军到达以前在西北见到的情况的话：

在一九三○年灾荒中，三天口粮可以买到二十英亩的土地。该省（陕西）有钱阶级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芬德莱？安德鲁先生一九三○年报告中的下述一段话充分说明了该年的情况：

“……该省外表情况比去年大有改善。为什么？因为在甘肃省内我们工作的那一地区，饥饿、疾病、兵燹在过去两年中夺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对粮食的需求已大为缓和。”

许多土地荒芜，许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别是甘肃，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灾荒期间，地主极其廉价地收购了土地，他们从那时候起就靠修筑渭北灌溉工程而发了财。”

在陕西，不付土地税被认为是件体面的事，因此有钱的地主一般都免税，……特别可恶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灾荒期间外出逃荒的农民在此期间积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们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

斯坦普尔博士发现，陕西的农民（显然不包括地主，因为他们“一般都免税”）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高达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百分之二十”；“不仅捐税如此繁重惊人，而且估税方式也似乎很随便，至于征收方式则浪费、残暴，在许多情况下贪污腐败。”

至于甘肃，斯坦普尔博士说：

“在过去五年内，甘肃税收平均超过八百万，……比中国最富饶的、同时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重。也可以看到，这种税收的来源——特别是在甘肃——是不止一两种主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许多杂税：每种收集一小笔款，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是不收税的。人民实际所付税款要比公布数字还高。首先，收税者可以从所收税款中保留一部分——有时是极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县政府所收税款以外，还有军方领导人所征的税，官方估计这在甘肃约有一千多万。

造成人民负担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民团，这本来是为了防范土匪而组织的，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已堕落成为鱼肉乡里的匪帮。”

斯坦普尔博士引证的数字表明，民团的维持费高达地方政府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当然，在维持大规模正规军的负担之外，再加上这一笔负担就是很可观的。据斯坦普尔博士说，正规军的维持费占去了甘肃、陕西两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陕西遇到的一个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次曾经跟着一头猪从养猪人到消费者那里，在整个过程中，看到征了六种不同的税。甘肃的另外一个传教士谈到，他看到农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来（在西北木料很值钱）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来付税。他说，有些甚至是“富”农，虽然在红军到达之初态度并不友好，但也是无所谓的，而且认为“随便什么政府都不会比原来那个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