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那些屡获文学大奖的、离艺术更远但却离权力更近的诗歌，又倒足了人们的胃口，一方面阳春白雪到云端，一方面跌落尘埃到吃土，诗歌又怎能不式微。而余秀华则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脱离了学院派和“歌德”派的更为本真和自由的创作。我们欣赏，我想《死亡诗社》里的基廷老师也会欣赏。

至于余秀华的苦难，我们会同情，但更多的，我想是自惭形秽。把我们放到她所处的那个境地，我们会成为她吗?也许绝大多数人能做的就是抱怨上天的不公吧。相比于余秀华的诗歌才华，她的人格力量更让人动容。在苦难中生存的卑微的人，是很容易失去对生活的痛感的，人们会倾向于逆来顺受，倾向于麻木不仁，甚至有人会为虎作伥。这是更容易的生存方式，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妥协了，或许还能获得幸福感。但总有些人拒绝麻木，他们选择保持对生活的痛感，而这种痛感，其实等于加害了自己，因为这痛苦会变得巨大清晰。但这些人选择正视惨淡的人生，对他们来说，这是对生命极限的体验，是对尊严的维护。就像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那句名言：“人是一枝有思想的芦苇。”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生命像芦苇一样脆弱，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置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人有能思想的灵魂。

在余秀华的诗歌里，你其实读不到热情的讴歌，但你也绝读不到悲情的控诉。你读到的是对苦难的笑纳，是对命运的不妥协。她写家庭暴力：“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她接着写道：“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我们可以把这个“他”理解为丈夫、命运……无论什么，他们对她无能为力。在她的作品里，我们能够读到一个既残酷又倔强的诗意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遭受的苦难。”在我眼里，余秀华和她的诗歌，配得上她所遭受的苦难。其实不仅仅是余秀华，还有很多这样的作家，比如描写蹉跎坡的沈博爱老人，比如描写阿勒泰的李娟，他们的文字有着共同的特点，我们能够读到悲伤、读到彷徨，却读不到仇恨、读不到偏狭。还有写了一辈子诗，却从未打算发表的美国女诗人艾米丽·迪金森，有人说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余秀华笑着回答：我不认识她。

我觉得这是余秀华们的意义所在，不在于迎合读者，而在于文字本身的力量;不在于身处苦难，而在于面对苦难的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