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才疏学浅，辩论不过词学专家庞树柏与好友蔡哲夫，竟倒地大哭。二十年后他写《南社纪略》为自己荒唐辩护道：“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檗子(庞树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词学家汪旭初先生写道：“(柳亚子)性率直无城府，喜怒毁誉，皆由中发。初每以卧龙(诸葛亮)况余，及论事不合，则于报端著文诋余：‘卿本佳人，何苦作贼？’”。
　　
　　农工民主党员、郑逸梅《我所知道的柳亚子》记录诗人、古文名家林庚白：“常到亚子寓所谈天。一日，论诗不合，争闹起来，亚子大发脾气，举起一棒，向庚白掷去，庚白逃，亚子追，环走室中。亚子高度近视，行动不便，大声叫骂。他的夫人郑佩宜听到了，阻挡了亚子，庚白才得溜走。”
　　
　　可见柳亚子性格霸道、强横，毫无传统文人或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文明修养。
　　
　　柳亚子表面上反孝，其实骨子里并不如此。他曾为浙江省嘉善县顾炳元先生藏《顾氏家谱》写序赞曰：“殚精竭力续修夫家乘者，其殆有水源之思乎！……弃曰：世衰俗敝，世家望族以血统中斩，潜负螟蛉而继其后者，往往而是。挈行路为骨肉，任异姓之乱宗。祖宗有知，岁时家祭，弗来歆已。如我同志铁生之令叔、令兄，犹念一本之谊，而纂辑家谱，条有不紊。乌乎!亦可以风世也已。中华民国十五年二月，安如柳弃疾顿首拜撰。”
　　
　　柳亚子表面上支持白话诗运动，赞成废除旧诗，可他一生到死皆写旧诗，一首新诗也没有作过，可知其言行相违。他《次韵张天方》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不分好坏，将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一律废除，可知柳氏所说的“完人”，实是不讲伦理道德的原始人、野蛮人。可知其思想极端偏激。
　　
　　如上所引，柳亚子其德其智，可见一斑。俗话说小人得志就猖狂，柳亚子一生投机政治，则是才不过看到一丝机会，尚未得志就要猖狂。其人品修养，不唯不待见于国共两党，在文人中亦不受好评，实乃虚有浮名，德行陋劣肤浅狂悖之徒也。援此辈狂说伪辞以反孝，窃为子非鱼兄感到可笑。
　　
　　三、陈独秀
　　
　　陈独秀有中国人的骄傲骨，敢于抵抗共产国际代表的专横。一生保持了孤傲狂狷的伟岸人格与书生本色，与吴虞、柳亚子等败类大不相同。晚年陈氏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全盘反思和清理，从而“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截然迥异于世俗一般老人执着面子与成见而知错不改的劣习，这种否定自己错误见解的勇气却很可贵。虽然作为五四先导，其早年不成熟且偏激之思想，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延及至今，但陈氏个人的品格和实际贡献，是真正值得敬重，并可师其人格与学问的人物。
　　
　　大凡身处沧桑巨变时代之思想家，如孔子、陈独秀都会经历自我否定而后浴火重生之过程，因而成就其伟大。而芸芸众类的我们这一代中稍有觉悟者，也在人生成长过程中，抛弃了课本教育所传导的不切实际的思想。
　　
　　子非鱼兄列举陈独秀组织“讨父团”，纯系当时封建卫道士的谣言，陈独秀曾当众向陈炯明澄清说：“我是没有资格组织‘讨父团’的，因为我是一个从小没有父亲的孩子！”可知陈独秀是没有承认这个事的。之所以称他的儿子有资格参加讨父团，乃“因为父母不和，与父亲有了隔阂”并非陈独秀真有反“孝”言论。
　　
　　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对陈独秀不屑一顾，曾经对张国焘说：“老头子糊涂极了”、“不要理他。”当他给儿子写信劝延年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延年很不高兴地说：“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甚至在陈延年死去，而陈独秀又被共产党组织解除职务时，次子陈乔年还与父亲大吵大闹、不欢而散。这是不是证明子非鱼兄那不知从何考据而出的所谓“陈独秀反孝思想”的正确性的表现？子非鱼先生若身为人父乃至为人祖父，若不能做到思想完美无瑕，且亲子沟通顺畅无碍，大概也愿意接受儿女当面甚至是当众的大吵大闹和讥刺吧？或者子非鱼先生也曾经对自己的父祖做出过这样的事，因此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合理的吧？甚或子非鱼先生也认为这应算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成就吧？
　　
　　福州陈宇按：本文关于陈独秀之举证，出自朱洪先生著《陈独秀父子仨》，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在下爱好考据已成癖瘾，但千方百计亦考察不到陈独秀有多逾子非鱼和“反孝先锋军”（Q名，亦名“哲学为王”）的反孝言论。相反，陈独秀本人，性情温厚，对母亲十分孝顺。他生母逝世后，作诗《述哀》痛悼：“慈母虚孤弱，一夕魂九迁”、“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1939年，陈独秀为逝世于四川江津的养母谢氏披麻戴孝，无限悲伤地说：“先母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不知子非鱼先生谓陈独秀有“非孝”之理论，出自何典？或者已经习惯运用专制者及文革反动集团罗织诬蔑之诏狱手段，无视法律与道义公正、文化良知，根本不顾事实，故意寻章摘句、捏造虚辞、讹解文字，必欲置孔子思想于死地而后可？
　　
　　子非鱼兄列举陈独秀的反孝言论，系1921年8月3日，五四时期封建卫道士在《新华日报上》发文诬称：“陈独秀开宗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是知子非鱼兄之列举，纯系讹以传讹。无论诉诸学术考证，或者诉讼举证，均为证据不实、实在欠妥。
　　
　　虽然子非鱼兄等反儒、反孝之同志，受五四偏激思想及文革影响，为文引证立论如此不谨，但是也非极嗜博览并习好文史考据者可以洞悉其缺憾，故往往讹谬、迷信可以重复千遍而被误认为真理，非力学深思而不能挣脱其禁锢，亦是可悲！
　　
　　须知新文化派反儒教、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守节事大饿死事小、缠足、纳妾、繁文缛节，是正确的。这些全是从汉儒到明儒伪托孔孟之学的杜撰，与孔孟无任何瓜葛，裁判孔孟为之承担罪名，实千古文化之冤狱。某些人名为做学问、搞革命，其实即不通西学，又不解华夏传统学术传承脉绪，见识迷惑肤浅而不察于此，更兼用心各异，而造成现代中国文化不进步、中国社会道德沦丧之缘由。
　　
　　关于新文化运动偏激思想的负面效应，陈独秀于1921年6月1日《新青年》中发表《青年的误会》说：“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现在青年的误解，也和醉人一样。……你说要打破偶像，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藐视了。你说学生要有自动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受规律不受训练了。你说现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废弃一切法律政治。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长久这样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进步还是退步呢？”可知新思想诞生不过数年，也遭受到孔子思想那样被歪曲诠解的命运，今日中国社会道德危机，原因亦在于不加分别地打倒一切传统伦理道德，却无能力建设真正的新道德之故。
　　
　　陈独秀虽倡导新文化，但独有为文立论，不容他发表异见，“不容他人匡正”的专制作风。这种风格与他的同志们是相仿佛的。陈独秀在他所缔造的党内，亦被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迫去职。当时之陈氏及其同志若能成功，亦不免中华民族之大不幸，而造成此一大不幸的根源，乃在于其思想偏颇而不切实际，破坏力高于建设力，甚至专擅破坏而建设无能。其经营社会之能力较之华夏二千年来之专制者亦有愧色。
　　
　　孔子思想之优劣功罪，哈佛大学人文主义大师、人文主义领军人物欧文·白璧德（IrvingBabbitt）（1865–1933年）教授赞叹孔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认为孔子思想与欧洲的人文主义相一致甚至超越其上，他说：“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道主义者”，认为中国大学“应以孔子之《论语》与亚里斯多德之《论理学》相比较讲授，而美国各大学宜聘胜任之中国教授，教授中国历史及道德哲学。”白璧德认为中国应该有工业革命，国家应富强起来，以免列强侵略，但“须知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可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与浴水而倾弃之。简言之，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白璧德与人文主义》。）。
　　
　　陈、白二位，为同时代之文化人士，一为中国人，一为美国人，而对于孔子和儒家文化的观念，竟然如此反差，时代发展至今，我们不难看出孰正孰误。且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大凡革命者，非狂即狷，然而虽进取革命，亦有所不为，而非新文化之后号称革命之不择手段、无所不为。须知不合道德的思想与手段，绝对不能带来道德的结果。无论号称革命、改革、反儒、尊儒，莫不如是。
　　
　　四、偏激思想源于个人心灵阴影
　　
　　鲁迅先生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此言甚确，如果详细考察五四运动中习于反传统的旗手人物的身世及其相关生平资料，就会发现他们的反孔、反儒偏激思想，并不单纯是因为吃人礼教而生起正义感，亦多系因家庭教育、家庭生活失和的缺憾，或者人生际遇困苦，造成心理阴影而伏下种子，趁时代巨变之际顿时激发。
　　
　　比如本文所考据的，因父亲道德素质恶劣而使吴虞没有良好家教、人格畸变；陈独秀时常被祖父痛打，留下心灵创伤；柳亚子在自传《五十七年》中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