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这种考法当然未必合适，越到后来越显现出很多负面效应，但至少在唐宋时代，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有趣的引导。大批书生从政，究竟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还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余老师偏向于前者，觉得书生做官，极大扩充了书生队伍，客观上拓展了社会的文明面。考试时写诗作赋，于是大江南北的学者都投入了诗赋文章的训练，虽然展现了一个整体的文学氛围，但是那种在考场里产生的诗词歌赋能有多少含金量。想想那些作诗好的人也不一定会懂从政的道理，所以这在一方面也决定了官场中会出现的问题。不否认科举制度带来的那种公平，就像现在的高考，穷人家的孩子通过高考进入自己梦想的学校学习，提高自己，从而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知识无国界，无歧视，但是面对现实，这些全都经不起考验，古代出现买官，枪手替人写文章；现在找上好工作的却不一定是成绩好的人，而那些混着日子靠着雄厚家底的，却一直高高在上。随着时间流逝，科举的弊病也逐渐显现，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还是有原因的：伺机心理，骑墙态势，矫情倾向。作为中国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试卷上的诗赋只是手段，平时的吟咏也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人生感触往往与落第和入仕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味一种消遣。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百无一用是书生，或许是少数自省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后来的推荐与自荐有不当也有有益之处。可以更好的选拔人才，而不是只是从考场的一篇文章就能推断出他是否适合从政。后来确实可以证明考试不断出现了问题，作弊夹带代考使得考场内外都是巨大的不信任，科举本是朝廷好文人之间秋波对接，文化与政治之间情缘初定，但是，这种好不容易开始建立的信任竟然消解得如此快速，如此不留情面！当时考官也存在着无比的压力，不管是来自权力还是做人道德上面的不安，都让他们居在考官这个让人歆献的高度却抵挡不住来自四周的攻击，不知道最终该选择站在哪边。科举考试，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种千年的无奈。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科举考试最终的彻底败落，在于它的考试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