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没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妈妈只告诉儿子，全球化的趋势正在热烈地发展，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只有文化和语言，没有国家，他们所持护照的国家，并非他们心灵所属的家园，他们所愿意效忠的国家，却拒绝给他们国籍。不过，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心中的小镇不会改变，泥土和记忆不会改变。所以，妈妈希望儿子心中永远有一个小镇。
　　
　　关于“问题意识”，安德烈是这样说的：如果在买汉堡的时候，有人会想到赚钱赚死的麦当劳，付给香港打工仔的工钱一小时还不到两块美金；如果买阿斯匹林头痛药的人，在买的时候会想到，这些跨国药厂享受巨大的利润，而非洲染了艾滋病的小孩根本买不起他们的药。如果带着这种觉悟和意识的人多一点，这个世界的贫富不均会不会比较改善？安德烈说，他从来不给路上伸手的人钱，因为他不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让每个人都有“问题意识”才是重点。这一点，妈妈虽然并不完全认同，但妈妈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渺小的社会个体，她根本也无法去改变社会现状。尽管妈妈努力想做到环保，努力地想要帮助别人，但一个人的力量太过微弱，无能为力。这也是沈俊的想法：目前的生活模式已经形成惯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改变。
　　
　　安德烈高中毕业后就去了香港读大学。可他觉得，香港缺少文化，也就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情趣。他所享受的事情，就是在徒步区的街头咖啡座和好朋友坐下来，喝一杯意大利咖啡，在一个暖暖的秋天午后，感觉风轻轻吹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窄巷。美好的并非只是那个地点，而是笼罩那个地点的整个情调和氛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沉淀。酒吧跟咖啡馆在欧洲就是社区文化。朋友和街坊都习惯去那里聊天，跟老板以及侍者也像老友。但在香港，他觉得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咖啡馆，只有星巴克和太平洋咖啡，不然就是贵得要死的大饭店。另外，安德烈也觉得，在香港，国际学生与本地学生之间没有来往，大概也跟生活态度有关吧。
　　
　　妈妈很高兴安德烈很快就注意到香港的文化与欧洲和台湾有巨大的不同。香港的经济成就建立在“勤奋”和“搏杀”的精神上。也就是分秒必争、效率至上、赚钱第一。这就是现实，只是这样坚硬的土壤，除了经济效率，大概也就没有什么文化的东西了。
　　
　　虽然说香港与上海比起来，已经有更多的文化底蕴，但总体而言，确实无法与欧洲相比。在欧洲，当你徜徉在小巷子里的时候，你可以随时随地找一家咖啡馆坐下来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