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好文章。就在**学堂读书时，他还专门学习了"康梁体"的文章。毛泽东的文章都是围绕着"学以致用"这一中心论点加以论证的。
　　
　　1913年春，年届20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取**公立第四师范学校。连校长在看过他的文章后也击节叹赏："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毛泽东的文章"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文章的高下不仅仅表现在文采和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有思想，立意要高远。毛泽东无意以文章名世。他写文章是要抒写他救国救民的宏伟抱负。他刻苦读书就是要为救国救民储才蓄能。他认为救国救民必须有本领，那本领从何而来？只有学习。在**"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喜欢杨昌济先生授课的《伦理学》，爱读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鲍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在认真读这本书时，结合我国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及王夫之、谭嗣同、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与之比较，综合研究，分析批判。常常有独到见解。在仅有10多万字的书上，竟用毛笔小楷写下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和提示，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他对道德、人生、历史、宇宙的看法。许多地方还联系我国历史和"五四"前后的政局及思想动态，加以分析对比，这些批语，充分表现了青年毛泽东惊人的思维能力和创见，初步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家的宝贵品质。
　　
　　由此可见，毛泽东读书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纵观毛泽东存世的一些文章，可以发现，毛泽东文章风格的形成，如果以1921年为标志，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古文，后期是白话文）。
　　
　　1921年，毛泽东在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他选定了其人生奋斗的目标与方式，此后，他便为之而战斗终生，这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因为他确定了人生的目标与信仰，所以他全面摆脱了个人主义，全身心投入民众运动，而同时把自己个人的情感融入到大众、人民情感之中。
　　
　　唯其如此，毛泽东文章的风格也随之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他不再在文章、书信中刻意古典、雕琢诗句，他写的散文、书信，更多的是就事论事，力求论得透彻，而语言却较平易（这与他更多地接受新文学观念有关）。
　　
　　1921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该文就与以前的文风已有很大的不同，文中很少雕琢词句，深入浅出。这种文章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