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公车改革并非自今日始。近年来，公车改革的试验在全国各地从来没有中断，平心而论，一些改革试点在设计之初是颇具创新意义的，其理念、其初衷、其方式，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广州的给公车装上GPS监控，沈阳的公车刷卡计费等等，可是，就实际效果和民众反应来看，却不如人意，一批试点的改革后纷纷夭折回潮。甚至有一些地方借公车改革之名，大肆发放公车补贴，严重违背了改革的初衷，比如，刚刚曝光的陕西国企西安经发集团今年调整车补制度，正职最高每个月可以享受5300元的补贴，而2013年西安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150元，仅车补一项就是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近5倍。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这些失败的经验，就不难发现，它们几乎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改革不彻底，留有后门，以至于后门成了正门;缺乏有效的检查和监督，使改革变成走形式;在一些制度的设计上不完善，考虑不周全等等。

由于存在这些弊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公车改革已经形成“公车数量越多-违规行为越普遍-治理难度越大-公车数量越多”的恶性循环。

要斩断这个循环，首先的一条，就是要釜底抽薪——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回过头我们再来看，当时媒体把关注点放在这里，就不难理解此项规定对公车改革的意义有多么重要。

细读《条例》的原文，“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是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判断，没有留下“逐步取消”“原则上都要取消”之类的回旋余地。这意味着取消了公车违规购置、配备、使用等公车腐败行为的载体，也消灭了在改革中存在后门的可能性，更大大降低了监管公车的成本和惩治公车腐败的难度。

即使从经济的角度看，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能够节省下来的开支也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公车维护的成本往往比社会车辆的成本要高得多，而且，由于是公款支付，浪费现象严重，如果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维修报账很可能会虚报、高报。

同时，《条例》对其他可能存在的腐败行为也进行了封堵，比如，由于一些政府部门可能和企业利益密切相关，这些部门便可能从企事业单位“借车”，把企业的车变为他们事实上的公车。对此，《条例》规定，党政机关不得以特殊用途等理由变相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不得以任何方式换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车辆。比如，针对此前一些地方发生的大肆发放车补的事件，《条例》规定，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