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文集》的责任编辑王瑞则把每次去杨先生家形容成“沾点仙气儿”，“她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她生活很规律，早上起来锻炼，做八段锦，走步，现在还可以下楼转圈了。每天练字，看电视了解时事，自己还写一些东西，态度非常积极，特别的‘正能量’。这些都源自她对文化的信念，对人性的信念，她相信人是向好的。她有一个底线，所以她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把朋友之间的信件能拿出去拍卖。”

充满爱的胸怀

向“好读书”基金捐赠版税逾千万

朋友感叹他们的一生充满仁爱之心

据悉，杨绛的稿费和著作权早已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据称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1000万人民币。管士光说，这也是杨先生让他非常佩服的地方，“我们每次稿费都是直接划到清华大学那边。”

社科院外文所郑土生说，钱杨二人乐于帮助年轻人早有先例。“文革”期间，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那时候毕竟年轻，吃不下，睡不着，想到自杀。他把欠外文所同事的钱一一还清，其中欠杨先生75元，可能就因为他还钱的姿态让人起了疑心，杨绛先生把钱扔到他抽屉里，并且留条子说：我的钱不用马上还，马上我们都要下干校了，你拿着钱买生活必需品吧，来日方长，你要注意身体。看到这个条子的郑土生激动得浑身发抖，当时所里人人惧怕，没人敢安慰他，就为这件事，郑土生说他感念了杨先生一辈子。

王瑞说，杨先生退休工资不高，稿费也捐了，她的生活非常简单，“有一次，看她穿的鞋还挺别致，她说是钱瑗的，当时我都快哭了。”与杨先生的交往每次都让王瑞很感动，“你跟她相处感觉不到她是一个大师，特别放松。她很平和，讲话也很简单，但字里行间又很睿智，能让你感到一种人格魅力。”

管士光说，每次去看杨先生都感觉好像受到了洗礼，“对她来说，名利都不在考虑之内，你到她家就可以看到，家里很简朴，但是不断地在写东西，关心国家、文化各方面的事情。她跟我们谈她的写作，对过去、五四、辛亥革命的回忆，包括对《红楼梦》都有自己的看法。”

郑土生则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可多得的文化圣贤来形容钱杨二人，“他们不在任何压力下说一些违心的话，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极为少数。他们的一生充满仁爱之心，追求真理，不畏强权，这是让我最敬仰的地方。”

才女杨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