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曲就是委婉含蓄、绕一个弯子的意思。文言文中婉曲现象较多，按其方式与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利用双关，以暗示想说而不愿说或不能说的事。这种方式，多起于言情的民歌。如：乐府《子夜春歌》：“黄蘖向春生，苦心随日长。”“苦心”是多义双关，表面指黄蘖这种树的树心是苦的，骨子里指相思的苦心。刘禹锡写的民歌《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晴”表面是指晴雨不定的晴。实际上是指爱情。这种双关的原因大抵是由于初恋的羞涩与封建礼教的束缚。双关还往往用于讽刺，以增加语言的生动性，就是所谓指桑骂槐的手法。 (二)用借代、比喻以避忌讳。如《触龙说赵太后》，触龙不敢直说赵太后害了病，而是说“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不敢说太后将来有一天要死，而是比作“一旦山陵崩”。对自己将来要死，也恐怕赵太后听了不吉利，而采用借代的手法叫作“填沟壑”。运用这种手法，对上级特别是对最高统治者说话，是为了避祸;在亲朋之间则是避免刺激听话者的心理。有时，还与风习有关。如：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记载吴地的避讳说：“舟行讳 ‘住’讳‘翻’，以‘箸’为‘筷儿’，以‘幡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园果’，‘伞’为‘竖笠’ (三)利用讽谕以寄托本意。这也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手法。幵始时大多用来规谏有权势的人。这样做，既可起到类比的作用，把道理说得明白具体，又不致触怒当事者。《战国策》中的很多故事都属于这类情况。有的假托自身的经历(如《邹忌讽齐王纳谏》)，有的假借其他生物(如《楚策》中的“狐假虎威”，《燕策》中的“鹬蚌相争”)，有的假托或引述历史故事。后来的文人喜欢借古喻今，就是这种手法的影响。如：《阿房宫赋》表面写秦，在骨子里是讽谕唐朝的统治者，它画龙点睛的地方是最后那一句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有时，整篇文章不是讽谕，但其中有借古讽今的句子。如：《出师表》：“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表面是讲汉桓帝、灵帝宠信宦官而招祸，实则是警告刘后主不要宠信宦官。讽谕手法一般地用来说理时，就不属婉曲了(如《愚公移山》)，正如比喻、借代在一般情况下不是婉曲一样。 (四)避免称名道姓以表敬意。古人认为称名道姓是不尊敬人的表现，甚至直接称呼你、我也是不®L于是称他人或用官衔，或用其字(平辈)，或使用“陛下”(皇帝)、“足下”、“阁下”、“左右”等词代表。如：梁王将谋士邹阳下狱，并准备杀死他。邹阳明知梁王是信了谗言，但在上书中不敢说梁王怎样轻信愚昧，而只说“左右不明”，把责任推到周围人的身上。《中山狼传》中，东郭先生不敢说“指示”赵简子，而说“指示夫子之鹰犬”，也是这种修辞手法。在封建社会中还有一个怪现象，即与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不准在书面上出现。如：唐太宗叫李世民，唐人的诗文便不准出现“世”字、“民”字。所以，柳宗元《封建论》中的“世”字都说成了“代”字，“民”字都说成了“人”字。有时，甚至连专有名词也加以改篡。汉朝有个恒山郡，后来因为汉文帝名刘恒，为了避讳便把恒山改为常山。 (五)用其他转弯抹角的暗示办法。这种婉曲手法在古人的外交辞令中最为突出。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殽之战”中就有这么两段。一段是郑国发现驻郑的秦军想作内应攻打郑国。 便派人向驻军头头说：“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腩、资、饩、牵竭矣。”翻成现代话是：“您长久驻扎在我们这里，可惜我们这儿的干肉、食粮、鲜肉、牛羊都快完了。”骨子里的意思是要逐客，请秦国驻军滚蛋。还有一段是秦军被晋军打败以后，秦军统帅对追赶他的晋军说：“三年，将拜君赐。”表面意思很婉和：“过了三年，将要来拜谢您的恩赐。”实质是三年后再来复仇。《左传》中“行人”(外交使者)的辞令就更具有这个特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