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分析文字字形的方法来解释字义，叫作形训。 汉字是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办法造出来的。在造字之初，字形与字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分析字形对理解字义有一定的帮助。特别是阅读古文时，遇到一字多义，可用分析字形的办法来确定它的本义。如：我们讲“多义词”那一节时，曾举出“亡”字的各种意义，并指出“逃亡”是它的本义。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形体结构。“亡”字，小篆作，《说文解字》说：“亡，逃也，从入从L。”L是一个部首，音yTn，是藏起来的意思。“入”表示进入隐蔽的地方；或说像一个人侧面站立的形状。合起来看，人躲藏起来了，就是逃亡的意思。 了解本义，对确切地理解作品的内容有很大的帮助。如：《汉书•苏武传》：“武气绝，半日复息。”这个“息”字的本义不是休息，而是呼吸，它的上部那个“自”字，小篆像鼻子的形状。了解了这个本义，对“半日复息”就彻底清楚了。《活版》中形容烧字之快的“瞬息可就”，“瞬”指转动一下眼珠，“息”指呼吸一口气，都是用的本义，以突出时间极短。 有些词的本义，后世已经不太流行了，读远古作品遇到这个本义时，可以从字形得到印证。如《诗经•七月》，“九月叔苴”（九月里收取大麻子）。“叔”当收取讲，可从造字法得到证明。它右边的“又”字本来就是画的一只手，篆文作3。同篇诗的“塞向瑾户”（用土块把北面的窗门堵塞起来，用泥把小门封起来），“向”，小篆作A,正是画的一个窗口，《说文》说它是朝北幵的窗口。如果我们不分析字形，只了解“叔”、“向”的现代意义，对上面的诗句就解释不通，或者对别人的正确解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致疑信参半。 形训还有助于近似字的辨析，防止别字。如：“盲”从目，是眼睛不看见；“肓”从肉（俗称月肉旁），是身体的一个部位。 “析”从木从斤，“斤”的篆文像斧子的形状，“析”是用斧把木头劈幵，后来引申为分析；“柝”是从木斥声，是夜晚打更警盗用的木梆子。 了解字形，还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历史，了解古代的社会生活与风习。如：甲文的“犁”字中已有“牛”字成分，可见殷商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已使用牛耕了。有关财物与交易的字，很多从贝旁，可见古代曾用贝壳作为交易中介物，后世才被金属品代替。很多贬义字，如：奸、妒、嬾（懒）等，从女旁，可反映封建社会轻视妇女的思想，等等。 “形训”在读古书时不失为“义训”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是，它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那凝固了的字形踉不上时代的变化与字体本身的不断演变。有些词意义变了，老的字形跟不上意义变化，如“而”像胡须形，“难”是一种鸟名，甚至在文言文作品中也难找出用例；有些字形演变后已经不象形了，如上文提到的“向”，从揩书很难看出它是一个窗口；有些部首后代也变形或合并了，“肉”部的很多字，楷书偏旁写作“月”，与“月亮”的“月”合在一起了，很难看出它们是与“肉”有关还是与“月”有关的字，而旦，除了“月”类（如：明朗），“肉”类（如：肌肤），还有少数从舟旁的字（如：前），从丹旁的字（如：青），楷书也写作“月”旁了。由此可见，形训在古代不是万能的，在现代其作用更日益缩小了。所以，能用时不妨用一下，以不绕弯子、不故弄玄虚为限，千万不可泥古不化。 声训又叫音训，就是取音同与音近的字来解释字义。如：刘熙《释名》：“衣，依也。人所依以蔽寒暑也。”“房，旁也。 室之两旁也。”用“依靠”的“依”这个同音字去解释“衣”的字义，用“旁边”的“旁”去解释“房”（古代无唇齿音，“房”也是双唇音）的字义。又如：《说文解字》：“天，颠也。”（天为什么叫天呢?因为它在头顶上。）“户，护也。”（门户是用以保护财物的。）这种解释办法带有探求语源的性质。 在一个已经约定俗成的语言系统中，特定的声音便与特定的意义发生了关系。因此，特征相类似的事物，语音可能相同或相近。如：“少”、“杪”、“秒”、“渺”、“小”等音同或音近的字，都有微小的意义。这就是声训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通假现象的普遍存在，则为声训提供了文字学的基础。那就是说，突破字形的束缚，寻找声音相同的字义。这种“声训”不是为了探求语源，而是为阅读文言文中的假借字、通假字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如：《诗经•终南》第二章说，“终南何有?有纪有堂。”（终南山上有什么?有纪，有堂。）这“纪”和“堂”，过去一直不易解释得合情合理。清代语言学家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在列举大量旁证的基础上，运用声训方法断定，“纪”是“杞”树，“堂”是“棠”树，解释得非常直捷痛快。可以顺理成章地翻译为：“终南山上有什么?有杞树，有棠梨树。”这正好跟第一章体例一致。《诗经•终南》第一章说：“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终南山上有什么?有条树，有梅树。）（按：条树即楸树。）所以王引之总结经验说：“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经义述闻•经文假借条》） 运用“声训”探求语源，在先秦诸子书中已经萌芽了。如：《孟子》解释“学校”的“校”字说：“校，教也。”专用声训的字书以汉末刘熙的《释名》为最早。但这种方法如果绝对化了，则容易穿凿附会，把本来无必然联系的语音与语义硬说成都有必然联系。 运用“声训”解释通假现象，一定要有大量的例证。如：王引之解释“有纪有堂”，就多方面寻求例证。一是整部《诗经》的体例（凡说山有某物都是指的草木），二是本篇诗的结构（本诗前一章说的也是树木），三是《诗经》的异文（其他书所引韩诗正好是“有杞有棠”），四是其他书籍中借“纪”作“杞”、借“堂”作“棠”的例子。如果没有大量的例证作为基础，没有进行去伪存真的分析，滥用声训，则容易流于主观臆断。如：有人根据双声叠韵证明“庄周”是“杨朱”，便是滥用音训而产生的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