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生命在本质上是脆弱的,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命运。但遗憾的是,我们既没有选择生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死的权利。
从2010年开始,我就长期与肿瘤病房结缘。肿瘤病房是我觉得待得最难受的地方,那是一个毫无生机的地方,我常常能看到光头的、瘦骨嶙峋的、眼神完全空洞的病人,哭着说:让我死去好了,让我死去好了。
我的妈妈,就在那样的地方,勇敢地与病魔作战了两年。妈妈去世前一个月,毫无防备的脑转移,使她突然不再认得我,她只会喊着叫着,说痛。几针吗啡打下去,即便进入了浅昏迷状态,她都仍然死死地咬着被子,甚至是手脚都被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心都要碎了。但令我更难过的,是妈妈大小便失禁的时候。她只要能有一丝清醒,能说一句话,哪怕都不知道我是谁,她说的话都是:“我能不能直接死掉。”我知道那是妈妈一生中最苦的时刻,一生中最没有尊严的时刻。
无奈之下,在临终病房里,我只能把止痛换成了比吗啡药效还要强80倍的芬太尼,那会使她看起来好受很多。而用上芬太尼的结果,就是导致深度昏迷。
深度昏迷的病人,几乎属于脑死亡的状态,因为只靠输液和能量维持生命,各个器官开始快速衰竭。在最后的时刻,病人会因为器官的衰竭导致无法呼吸,大口大口吸气,然后停止呼吸,再大口大口吸气,再停止。
那个过程,是家属很难承受的。所以很多家属都选择在器官衰竭但尚有心跳的时候,选择拔管。
我不想为妈妈做任何生死的决定,我希望她活着。但是现实就是,我必须为她做出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她做的决定。而那个决定,不是可以选择她生,仅仅只是可以为她选择临终镇痛方案,选择是否临终抢救,选择是否拔管。
作为女儿,签字画押的那一刻,意味着我亲手将最爱的妈妈送往死亡,这是一个死路一条的决定。我希望另一个世界,会让她再无痛苦。
后来我常常会回想起妈妈那些痛苦的时刻,回想起她的泪水,我觉得比什么都苦。我不想经历像妈妈那样痛苦的过程,更不希望像妈妈那样,到了最后时刻也没留一句话给我,我有太多太多的遗憾。所以我更害怕的是,自己毫无意识地死去,我希望至少,能在最后时刻,能留一句话,给我的儿子。
说到这里,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在鼓吹安乐死。但事实是,在今年年初,父亲进了ICU重症监护室,我做出的是另一种选择。
那时候我在广东,父亲在湖北。当时医生在电话里说:“如果现在插管,你爸爸或许有一线生机,但也很有可能因为插管太痛苦,在10分钟之内就没命了。如果不插管,不可能到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