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飞机定时炸弹,万隆会议飞机定时炸弹哪个国家安装的
20世纪50年代，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朝鲜战争停战和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当时，亚非国家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空前高涨，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要求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渐成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亚非国家的共识。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决定把大门打开，走向更广阔的世界。1954年7月7日，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时提出：“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毛泽东肯定地说：“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总理卡斯特罗·阿米佐约致函周恩来，代表5个发起国——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邀请中国政府参加4月中旬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2月10日，周恩来复电同意参加，并表示愿意为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合作而努力。出席亚非会议的共有29个国家。其中，与中国建交的只有6个国家（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越南），其余23个国家大都同台湾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中国出席亚非会议必然在亚非地区乃至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和蒋介石害怕出现这种局面，因此要对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为保密起见，新华社直到中国代表团出发之前（1955年4月6日）才发布消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的首席代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为代表。代表团的顾问为廖承志、杨奇清、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代表团如何抵达印尼是周恩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中国没有远程飞机，而同我建交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有这种飞机。而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未曾到过中国，代表团只能到香港启德机场乘坐。经过缜密考虑，周恩来决定从香港包乘印度航空公司性能较好的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印尼。为安全起见，他指示有关部门同印度航空公司商妥，印度至香港的航班照常进行，只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达香港后将“克什米尔公主号”临时改为专机。在代表团出发的前几天（4月初），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于4月14——16日访问仰光，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周恩来让我代表团人员到昆明集中，待访问缅甸后再去印尼，但有8名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必须先期到达万隆。他们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记者沈建图、杜宏、李平、郝凤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另有3名外国人亦需先到达万隆，即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国官员王明芳。为此，我有关单位通知印度航空公司，4月10日自孟买飞往香港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照常营业，4月11日到香港后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直飞印尼事件发生在1955年4月11日，当时根据原定行程，周恩来应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从香港搭乘飞机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根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文档中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面交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破坏案的警察调查综合报告》显示，国民党当局在港特务用60万港币买通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员周梓铭（化名周驹），在周恩来预定搭乘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右翼轮舱处，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这架“克什米尔公主号”机上乘载了8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全部为参与万隆会议的中方代表团人员和记者），但是暗杀目标周恩来本人却因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临时秘密改变行程，经昆明取道缅甸前首都仰光赴万隆参加会议。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约5小时后炸弹爆炸，导致飞机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的地方局部着火；正在距海面18,800英尺高空飞行的飞机被迫紧急在海面上降落，最后11名乘客全部遇难，只有3名机组人员生还。事件发生后香港警务处立即展开调查并查明事件嫌疑人周梓铭。但是周在警方能够采取行动将其逮捕之前成功逃往台北获得庇护。机上人员有：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炳衡（李平）：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郝凤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钟步云：总理司机；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严斐德：奥地利记者；斯塔列茨：波兰记者。中午时分，周恩来紧张地踱着步子，直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按时起飞的消息传来，这才松了一口气。下午6时30分，却传来了这样的噩耗：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海面上空发出三次求救信号后坠入大海，机上11位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记者全部遇难。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起54年前的这一幕，仍觉惊心动魄。如果没有缅甸总理乌努的邀请，周恩来会是乘客之一，而今日中国的外交史，或许将是另外一个版本。香港机场清洁工被收买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部门获悉，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尼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专机将在香港进行短暂停留。在台湾情报人员看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决定在香港下手，在飞机上安装炸弹，暗杀周恩来总理。具体策划者之一叫赵斌丞，他曾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另一个是他的手下陈鸿举。两人都是台当局派到香港从事颠覆活动的情报人员。为了找到一个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人安装炸弹，他们盯上了香港机场清洁工小郑。小郑本名周驹，20岁左右，除了一个嗜赌如命的父亲，没有什么家累。此外，他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卫生，不易引人注意。在50万港币的重赏下，小郑决定接下暗杀周恩来的任务。毛人凤同意了计划计划拟定后，赵斌丞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做了“口头报告”，毛人凤当即表示同意。但是，赵、陈两人没敢向毛人凤提起50万港币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到反对。最后，两人决定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出马。谷正文听完计划后也立刻表示赞成。在他看来，暗杀中共领导人物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这次计划不仅天衣无缝，可行性极高，而且还能借机向香港政府施加压力，在此之前，香港对台湾情报人员很不客气，抓到就判重刑。当年4月10日，赵、陈二人从台湾带着50万港币偷渡到香港，把炸药交给了小郑。美国中情局提供炸药4月11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平安地通过了安全检查。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TNT，是一种高科技产品，一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给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安检，小郑特意将它做成牙膏模样，因为简易的盥洗用品是允许带入的。通过安检后，小郑开始进行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就包括来加油且做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扫扫，西擦擦，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到底什么时候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小郑其实很有心计。当初与台湾情报人员研究退路时，他提出一套逃生计划，即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台湾和香港之间，很方便。情报人员差点曝光当天，小郑果然顺利地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但一个意外却差点让他曝了光……原来，小郑躲进去后不久，陈纳德的飞机就从启德机场起飞了。飞机降落后，小郑的出现，把台湾“保安司令部”机场检查处的头头吓得半死，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保安司令部”。还来不及吃午饭的谷正文得知小郑提前到来后，立刻坐吉普车赶到机场接人，并将小郑安顿妥当；就在此时，台湾当局接到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周恩来可能没在机上。原来，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的周总理在昆明临时改变了行程。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从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海里。中国代表团3人、记者5人以及来自波兰、奥地利和越南的记者共11人，后有3人被救起其余全部遇难。毛人凤事后才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不仅没有生气，还重赏了毛人凤。小郑后来也一直在台湾落户。[2]成元功：不敢想另一种可能拐进北京皇城根北街，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这条街上的一座老房子里，住着周恩来曾经的卫士长成元功和家人。84岁的成元功耳朵已经听不清楚，唯独对老伴焦纪壬的声音保持着敏感。1955年4月跟随周恩来赴万隆会议时，他们正在恋爱。“万隆会议前后，我一直跟在周恩来的身边，寸步不离。‘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我算是经历了一半。”成元功说。他所说的一半，并不是时间上，而是指路线上，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在临行前兵分两路，他跟随的是周恩来一行——另一分队便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遇难的11人。“要不是缅甸总理乌努想在会议之前和周总理会晤，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是今天，这另一种可能性还是让他后怕。当年3月份，中南海就已经为万隆之行开始了紧张的筹备，路线是重点，后来总理因突发阑尾炎进行紧急手术，使代表团关于陆路还是飞机的问题有了定论——为减少旅途颠簸，只能乘坐飞机——当时中国尚未开通国际航线，便租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卫士长的成元功很担心，早在3月初，便有可靠情报递送到总理手中：台湾的敌对势力已有针对万隆的暗杀计划。甚至有人劝中国放弃此次参会。“万隆会议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一次试音，周恩来是不可能放弃的。”成的手微微颤抖。巧合的是，缅甸总理乌努发出邀请，希望周恩来能提前经昆明赴仰光“休养”两天，一起商议万隆会议的提案。于是，代表团做出兵分两路的决定：周恩来、陈毅带队从北京出
